第三編 中國國民性改造史 第十九章 “思想革命”式的國民性改造之路

在五四時代短暫地並肩戰鬥之後，魯迅與胡適迅速成為陌路。在二十年代後期到三十年代，魯迅與胡適在政治上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做法和風格。

胡適總是堅持用真名，以示對自己的言論負責：“《新月》在今日輿論界所貢獻者，唯在以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我們對於發表言論，完全負法律上的責任。”胡適一直堅持以學理為依據，理性地談論中國政治問題。他發表了一篇篇標準的“政論”，從正面對國民黨的政治提出批評，提出種種建議。

魯迅則向來反對“赤膊上陣”，主張“壕塹戰”，他不斷地變換筆名，從反面出擊，抨擊國民黨統治。他的批評總是以嘲諷為基調，抓住要害，一針見血，但從不提出正面建議。部分原因是魯迅缺乏對政治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理論修養，無法從正面發表系統的政治意見。

胡適認為改造國民性需要多管齊下，因此並不反對魯迅的思想啟蒙。因此，胡適高度評價魯迅的文藝啟蒙工作。但魯迅卻認為，胡適的思路是“治標不治本”，對國民黨小罵大幫忙。因此魯迅對胡適的政治活動開始是嗤之以鼻，接著進行冷嘲，後來則是痛加批判。

前文提到，胡適點名批評了蔣介石時，提到安徽大學校長，這個校長，就是著名的劉文典。所謂語言上的頂撞，是劉文典在會議上不稱蔣介石為主席，並當面指著蔣的鼻子說：“你就是軍閥！”

胡適冒著巨大的風險，為一位有風骨的知識分子說話，今天看來，實在是令人肅然起敬。而魯迅卻抓住胡文中“頂撞了蔣主席”一句，在《二心集》中輕巧而犀利地刺了胡適一句：“劉文典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這顯然是指胡適曾稱溥儀為皇上，暗示胡適骨頭軟。

胡適一生致力於制度改良，要從內部推動，逐步落實憲法。最悲觀時，他借鸚鵡救火的故事說：“今天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骨頭燒成灰終究是中國人，不忍袖手，明知小小翅膀上的水滴未必能救火，不過盡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一點良心上的譴責而已。”對胡適的這番話，魯迅的反應是寫了兩句舊詩：“能言鸚鵡毒於蛇，滴水微功漫自誇。”

胡適數十年思路明確，持之以恒，漸進努力。而魯迅的思路卻經歷了巨大變化。魯迅在以筆為刀批判國民性二十年後，突然改弦易轍，迅速左轉，毅然投向了蘇式革命，希望按蘇俄模式，用“火與劍”來解決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道理很簡單：因為“火與劍的改革最快”。他說：“所以我想無論如何，總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

魯迅的變化看起來突然，其實內在的理路一貫，那就是“徹底解決”的思維傾向。

在中國國民性改造史上，一個不可忽視的心態是“急切”。鴉片戰爭中，中國這個人類世界中最高傲的民族，被以如此難堪的方式打翻在地，每一個中國精英都不服氣。他們尋找著種種“速成”的復興方法，他們相信這個偉大的民族一定能以鯉魚打挺的方式，打一個漂亮的翻身仗，仍然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成為人類歷史的引領者：只有這樣，才能徹底雪恥。

戊戌變法中，康有為最能打動光緒的一句話是，只需要三年，他就可以使大清“自強”“自立”起來。康有為說：“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強，而以我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

這樣一個樂觀的構想，是何等地滿足了光緒皇帝建功立業的雄心，光緒欣然聽從，與康有為共同開始了一場魯莽滅裂的激進改革。

戊戌變法的失敗，並沒有打消中國人的“速成論”。1906年9月16日，清朝宣布立憲，期盼立憲多年的中國人以為，這一下所有問題都可以徹底解決了。宣布立憲的上諭公布之後，當日的《申報》這樣記述了中國的喜悅：奔走相慶，破涕為笑，莫不額手相慶曰：中國立憲矣，轉弱為強，萌芽於此。

全國各地不約而同召開各式慶祝會。舉國上下的歡騰似乎告訴人們，只要一紙上諭，立憲即告完成。但是，接下來的事實表明，這種近乎狂熱的激動，並沒有任何理由。

在建立中華民國後，孫中山也一度以為，有了這個先進的政治制度，中國再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易如反掌：“中國，由於它的人民性格勤勞和馴良，是全世界最適宜建立共和政體的國家。在短期間內，它將躋身於世界上文明和愛好自由國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