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編 中國國民性改造史 第十九章 “思想革命”式的國民性改造之路（第4/4頁）

毛澤東與魯迅的心，還相通在對文學藝術力量的重視上。和梁啟超、魯迅一樣，毛澤東非常看重文藝宣傳對人的塑造作用。因此，他一生思想革命的頂峰之作才被命名以“文化大革命”。在這次大革命中，他燒掉了一切反動文藝作品，全國只剩下八個樣板戲。

可以說，毛澤東是清末以來“新民”說、“激進主義”“徹底解決論”的集大成者。他將思想改造手段運用到了極致。誰都不會懷疑毛澤東的動機之高尚和用心之良苦。然而結果似乎並不盡如人意，經過如此艱苦卓絕的努力，到今天為止，國民性問題似乎仍然沒有得到明顯的解決，某些方面似乎還有所退步。梁啟超說過：“內亂者，最不詳物也。凡內亂頻仍之國，必無優美純潔之民。內亂時，民生六種惡性：僥幸性、殘忍性、傾軋性、狡偽性、涼薄性、苟且性；內亂後，亦生兩種惡性：恐怖性、浮動性。”

“文化大革命”未能達到目標，這一事實對我們的啟示是，任何一種變革都要有立足的基礎，現代化與其說是一個摧毀傳統的“除舊布新”運動，毋寧說是一個將傳統資源轉化利用的“推陳出新”過程。或者說，文化只可能在舊的基礎上升級換代，而不可能一夜之間全盤更換。

胡適是以主張全盤西化聞名的。他說：“中國之所以未能在這個現代化世界中實現自我調整，主要是因為她的領袖們未能對現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態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態度。”然而，胡適的“全盤西化”並不是指毀滅中國舊有的一切。他說，全盤西化只是一個方向，凡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向全盤西化努力的結果，必然是兩種文化的融合：“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我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因此，在1919年年末，胡適發表了《新思潮的意義》一文，開篇即提出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綱領。他說，中國傳統思想中也有科學與民主的成分，比如清代的考據學，就是非常科學的學術方法。中國先哲提出的“實事求是”，也是不會過時的思維原則。因此，德先生和賽先生並非是與中國傳統文化完全不相融的“舶來品”，它們完全可以成功地嫁接在中國這棵文化大樹上。因此，挽救中國的文化基礎，是要以現代人的觀念，來“整理國故”，分清傳統文化中的精粹與糟粕，去蕪取菁，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再造文明”，使中國獲得新生。在五四運動的激進主義氛圍中，胡適出人意料地提出“整理國故”，這反映出胡適思想與眾不同的深度。

與胡適的思路相類似的，是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國民政府的領導者一直對傳統文化抱有敬意。他們都有意識地繼承中國文化遺產的正面部分。孫中山多次說，必須去掉中國大地上的“陳土”。不過同時他也認為，中國傳統倫理中的忠孝仁義是極為寶貴的資源，恢復這些品質是國民性改造的重要方面。和孫中山一樣，蔣介石也認為中國國民性的優點和缺點都很突出，發揚優點是改革國民性的重要切入點。他說，中華民族“愛和平，尚忠信”“忍辱負重，明廉知恥”“重感情”“勤勞刻苦”等等，都是我們的“天性”“德性”。“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是蔣介石最熱衷和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句格言。

國民性問題，我們不得不繼續思考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