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十一章 “流氓化”的大明王朝(第4/6頁)

朱元璋以流氓手段治國的第三個表現就是大搞特務治國。因為出身卑賤又防範心重,朱元璋對治下的臣民表現出強烈的不信任心理。因此他對臣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包括私生活,表現出一種病態的關注。為了滿足這種病態心理,朱元璋在中國歷史上首創了類似秘密警察的特務組織——“錦衣衛”,用他們來監視全國臣民的一舉一動,並且明目張膽,毫無顧忌。錦衣衛“檢校”無事不查,無事不報,社會的每個層面都在他們的偵察範圍內,人人懼怕,朱元璋卻十分欣賞,說:“有此數人,譬如惡犬,人則怕”(《國初事跡》)

朱元璋生怕別人在背後議論自己,因此特別喜歡偵察臣下的私生活,“(宋濂)嘗與客飲,帝密遣人偵視。翌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為誰,饌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老儒錢宰嫌政務太煩,作詩說:“四鼓冬冬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特務偵知報告。第二天,“患者”在朝廷上召見錢宰,說“昨日好詩,然何嘗嫌汝,何不用憂字?”遂遣錢宰回籍,說:“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國子監祭酒宋訥有一天獨坐生氣,特務偷偷給他畫了張像,第二天“患者”拿給宋訥看,詢問他為什麽生氣。

朱元璋的子孫們更繼承太祖遺風,將國家恐怖主義推展到極致。明成祖朱棣上台後,對“錦衣衛”一家獨大還不放心,又設了“東廠”來與錦衣衛互相監督,後來又有“西廠”“內行廠”等陸續成立,以特務監視特務,讓特務相互競爭。明朝皇帝治國,大都不把法律當回事,也就是說對自己建立的“明規則”並不尊重,而是隨心所欲地法外施法,刑上加刑,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實行黑社會式的治理方式。為了滿足皇帝們的窺探心理,特務們刺探的範圍無所不包,甚至一些張家長李家短,柴米油鹽之類的俗事也要匯報給皇上,在宮中當作笑話流傳。皇帝甚至派特務假冒仆役到大臣身邊充當臥底,有時長達十幾年之久。明末許多筆記小說都記載過一個類似的故事:一位提兵在外的大員,身邊有個多年隨侍的仆人,極受信任。一日,這仆人突然來辭行,因主人竭力挽留,才說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原來他是東廠的探子,多年來一直負責監視主人的一切行動,由於主人長期以來行為端正,東廠當局認為無須再加以監視,所以召他回去另安排任務。主人得知這些情況,嚇出了一身冷汗。

中國歷代王朝的運轉,總要套上一件文質彬彬的外衣,只有明代的皇帝們撕掉了這層外衣,赤裸裸表現出對他人的防範和賤視。從某個角度來說,明朝是一個由流氓建立的、以流氓規則運轉的流氓社會,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以流氓手段治國,自然就要依靠流氓,因此明代政治的另一大特點是流氓與權力的高度結合。明代的特務機關所用的人都是從各個角落搜羅來的流氓。因為皇帝對他們的高度信任,東廠和錦衣衛的秘密警察特權幾乎不受限制,因此他們就充分利用手中的特權,把辦案當成發財捷徑,為非作歹,敲詐百姓。他們經常無中生有,憑空陷害那些富戶,如果不給他們足夠的賄賂,就將他們抓起來羅織罪名。有時有些素質特別低下的特務幹脆直接闖到富裕人家索要錢物,要是不給,就立刻把戶主拷打一番,然後將其全家甚至鄰居家擄掠一空。也就是說,明代特務機關簡直變成了一個公開的強盜組織。這樣的組織對於流氓惡棍當然極具吸引力,於是“京師亡命,誆財挾仇,視幹事者為窟穴”,聚集在廠衛的周圍。

流氓們的大量湧入使這些特務機關呈現出明顯的黑社會面貌。明代東廠西廠錦衣衛內部,廣泛地使用黑話“切口”:他們把到各處打聽臣民隱私、搜集情報稱作“打事件”,“打事件”主要要靠各地地痞流氓提供線索,特務因此要給地痞流氓一定報酬,這叫“買起數”。特務尋找無人之處私設審訊室審訊叫作“打樁”,用酷刑勒索錢財,叫做“幹酢酒”或是“搬罾兒”,暗地裏害人性命叫“壁挺”……

除了在特務組織中大量招聘流氓外,明代皇帝在某些臨時事務中為了最大效率地榨取社會財物,也允許太監們任用流氓。比如萬歷皇帝通過太監網羅地方黑惡勢力,充當稅監,指使他們用流氓手段搜括百姓。這些“稅監”在各地到處“暴力執法”,收取“保護費”,而萬歷皇帝則成了這個黑社會組織的“老大”和保護傘。

貢斯當敘述專制權力如何摧殘社會道德時說道:(專橫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