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十一章 “流氓化”的大明王朝（第2/6頁）

再來看僧道集團。明代的和尚道士們結交衙門、吃酒賭錢、靠詐騙為生，形成了一股風氣。有打油詩說：“三件僧家亦是常，賭錢吃酒養婆娘。近來交結衙門熟，蔑片行中又慣強。”嘉靖年間的陶仲文、段朝用等人，以長生之術為名，騙取皇帝的無數金銀，師徒之間因為分贓等原因相互揭發，甚至殺死對方的家人（《明史》卷三百七《陶仲文傳》，同卷《段朝用傳》）。龍虎山張真人張元吉，經常強奪民間婦女，詐取百姓財物。一有小忿，張真人就“指以偽造符錄，棰之至死”，前後殺死四十余人……

明代士人的無賴化更是普遍。管志道評論說，秀才們“一呼則數十成群，強府縣以理處法外不可從之事。稍拂其意，則攘臂奮袂，哄然而起，提調官莫可誰何。於是‘藍袍大王’之號興，而賢者卻為不肖者所累矣”。所謂藍袍大王，是因為秀才穿的是青衿。很多秀才替人包打官司，有了“訟癖”，而所訟者均無中生有，只不過是敲詐錢財而起。秀才們“尊訪行為父母，結衙蠹為前輩”，結為一體，“終年以訟為療貧之藥”。秀才們流氓化傾向如此嚴重，以致明代一則笑話說：凡市井之人相爭鬥，則曰，我雇秀才打汝！（以上參考陳寶良《中國流氓史》）

至於底層政權，其流氓化程度當然更深。明代小說中最有名的人物西門慶，就是底層社會精英流氓化的典型代表。他雖然不過是破落商人之後，又“不甚讀書”，但因為有流氓手段，因此在地方上十分吃得開：“因為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強，作事機深詭譎，又放官吏債，就是那朝中高、楊、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門路與他們浸潤，所以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他通過行賄，買通當朝太師蔡京，就輕而易舉地由一介流氓變成金吾副千戶。

正如金瓶梅中所描寫的，明代地方政府中，具體辦事人員也大多是流氓。基層衙門吏胥的流氓化，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明代通俗文學中，出現了大量的專靠吃衙門飯謀生的流氓地痞形象。如《禪真逸史》第六回：“老嫗有一兄弟，是本縣罷吏，人不能及：第一件，一張好口，能言善辯；第二件，一幅呆膽，不怕生死；第三件，兩只鐵腿，不懼竹片。是衙門人取他一個諢名，叫做曾三絕……”

明代社會流氓化的根子，當然是大明王朝的開創者朱元璋。

流氓這一生存方式雖然令人不齒，然而一旦出現，即在社會中迅速蔓延，蓋因它擁有強大的生命力。流氓精神的核心是十六個字：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因為不擇手段，它的身段異常柔軟油滑。因為敢於潑膽使用暴力，所以它的威懾力非常強大。因為肮臟下作，所以它可以使正人君子主動退避，將生存空間讓給它。它又因為狡詐機變，時刻可以披上“義氣、豪爽”的外衣，所以如同變色龍一樣可以適應不同的環境……

流氓這個物種出現之後，很快就獲得了生存優勢。流氓手段成為追逐權力必不可少的工具。

秦始皇之後的歷代開國皇帝，除了北魏隋唐等有少數民族血統者之外，幾乎都有著或濃或淡的流氓氣：漢高祖早年就是一個小流氓，就像司馬遷那部文筆生動的《史記》中記載的那樣：（高祖）從小遊手好閑，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成年後，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們勾肩搭背，“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沒錢，便跑到酒鋪賴酒喝。

劉邦的本家劉備是個織席小販，沒什麽文化。“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其素質作為頗類當今黑社會小頭目，故能結識關、張，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個開國皇帝劉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賣鞋為業。為人剽悍，僅識文字，因好賭而破家，落魄至極”。

五代時五個開國皇帝均為流氓兵痞出身。十國的開國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裏人謂之‘賊王八’”；吳越王錢謬“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業”。

正史對大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出身多有掩飾，其實他亦出身遊民，其父流浪於杜家莊，做了當時誰都瞧不起的倒插門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從軍後才漸漸發跡。

而朱元璋則是他們中最傑出的代表。朱元璋出身赤貧，又做過遊方和尚，在社會上遊蕩過三年。晚年他曾頗為得意地對自己的子孫們說：我“閱人既多，歷事亦熟”，“人之情偽，亦頗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