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十一章 “流氓化”的大明王朝（第3/6頁）
還從來沒有哪個王朝，在開國之初的制度設計中，將自己的自私表現得如此不加遮掩。開國之初，百姓貧困，朱元璋為禁止官吏們過度剝削，在詔書中打了個生動的比方：“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豬羊，也等長成然後用，未長成，怎麽說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條理，這等禽獸畜牲方可用。”在朱元璋眼裏，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普天下的人民都是他的所有物，是他可以計數的財富，可以由他任意處置。朱元璋制度設計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個堅固的籠子，把這些雞狗及豬羊牢牢關在裏面，沒有一絲一毫逃逸作亂的可能。雖然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漢族的光復，然而朱元璋的統治比蒙古人更為野蠻強硬。他繼承了蒙古人統治的精髓——戶口世襲制。他把全國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在三大類中再分若幹小類，比如工匠之中，還分為廚子、裁縫、船夫等。職業先天決定，代代世襲，任何人沒有選擇的自由。比如，如果你是軍人，那麽你的子子孫孫世世都是軍人，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書一職，否則不許脫離軍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縫，那麽你和你的後代永遠都得以裁縫為生，不管你是六指還是殘疾。
朱元璋恨不得把全國人民都植物化，只產出果實供他享用。不過這畢竟只是一個美好的夢想，人畢竟是擁有雙腿的動物，需要四處走動。因此朱元璋又創立了中國歷史上最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在大明王朝，每個人一生下來，就會被政府登記在戶口本上。長成之後，子承父業，一輩子不許隨便遷移。“如今士農工商都要各守本業，醫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鄉活動，不得遠遊。”如果你因為天災人禍在出生地生活不下去逃往他鄉了，那麽“地方有關部門必然窮究你逃到何處，行文到那裏，令當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問你的罪，命令你依然老老實實在原地居住，從事原來的職業”。
如果大明天下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辦事怎麽辦？朱元璋想出了一個好辦法：開“介紹信”。如果需要出門，請你到官府登記，經過嚴格的審批手續後給你開“介紹信”，或者叫“通行證”，用當時的話來講，叫做“路引”。朱元璋規定，全國人民，凡出門百裏之外，就必須辦理通行證。到每村每鎮，吃飯投宿，都要檢查通行證。
朱元璋尤其重視對知識分子大腦的控制。他規定：“一切軍民利病，農工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建言。”這就杜絕了學生參與政治運動的可能。唐太宗通過科舉制度，把全社會的智力資源集中到功名利祿這一個指向，限制了智力活動的多極多向發展。不過在唐宋兩代，科舉制畢竟還發揮了許多正面功能。而朱元璋的改革，將科舉變成了一種災難。他規定應試者只能寫八股文，“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禮》《春秋》《禮記》命題。其文略仿宋經義，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相對真知灼見，他更重視的是統一的規格，統一的口氣，統一的思想，以此來造成格式化的知識分子。明清兩代的讀書人因此只能“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窺是鉆，余皆漫不加省”。“自四書一經之外，鹹束高閣，雖圖史滿前，皆不暇目。”
朱元璋治國措施的第二個核心，就是防止任何人覬覦他的權力。
為了便於管理，防止豪門巨戶的出現威脅朱家天下的安全，在他統治的三十一年之內，朱元璋屢興大獄，以種種借口，把全國的幾萬戶豪門大戶殺得所剩無幾。到1397年，即他死前一年，戶部向他報告，全國有七百畝以上土地的僅剩下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一戶，並且把其詳細名單送呈這位多疑的皇帝禦覽。朱元璋松了一口氣。
相對於富戶，那些開國元勛的威脅當然更大。在朱元璋的統治後期，他精心策劃了數次巨案，有效地清洗了當時上層社會幾乎所有智商比較高、權力比較大的人。他們之所以頭顱落地，原因很簡單：他們的才智對朱元璋的家業穩固構成威脅。他殺人不眨眼，“所殺的人，從開國元勛到列侯大將、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到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親侄兒、親外甥，無人不殺，無人不可殺，一個個的殺，一家家的殺，有罪的殺，無罪的也殺，‘大戮官民，不分臧否’”。為了鞏固權力，他對什麽人都下得了手，甚至連自己的兒女親家李善長也不放過。李善長是開國元勛，被殺時已經七十七歲，替朱元璋辦了三十九年事，位極人臣，為人也老實本分，本以為能把尊榮富貴享到頭，誰料朱元璋借口星象不吉，需要殺大臣應災，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余口被殺。由於需要殺的人太多，他也懶得編造像樣的借口，後來就一律說他們“串通”“謀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