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十章 鐵騎踏斷民族脊梁（第3/5頁）

唐代流氓，亦如唐代其他事物一樣，作風鮮明，明火執仗：“或危帽散衣，擊大球，屍官道，車馬不敢前。”戴著高帽，散著衫袍，在街上或擊球或橫臥，行人車馬不敢上前。他們大多繡著“文身”招搖過市：“率髡而膚劄，備眾物形狀，恃諸軍張拳強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擊人者。”其中有一喚張幹者，在左膊刺上“生不怕京兆尹”，在右膊刺上“死不畏閻羅王”。

隨著宋代市民社會的興起，流氓階級迅速發展壯大，成為市井之中的重要角色。不過，從宋代開始，隨著專制統治的細密化，流氓階層的集體性格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們很少再公然挑戰國家權力，而是越來越傾向以欺詐手段生存。流氓文化中的豪氣率性越來越少，流氓們變得越來越肮臟和油滑。在宋代，流氓的奸騙、訛詐、乞賴、放刁等各種巧取行為激增。史籍中有大量關於宋代流氓欺詐花樣的記載：

浩穰之區，人物盛夥，遊手奸黯，實繁有徒。有所謂美人局（以娼優為姬妾，誘引少年為事）、櫃坊賭局（以博戲、關撲結黨手法騙錢）、水功德局（以求官、覓舉、恩澤、遷轉、訟事、交易等為名，假借聲勢，脫漏財物），不一而足。又有賣買物貨，以偽易真，至以紙為衣、銅鉛為金銀、土木為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賊”。若之地，則有剪脫衣囊環佩者，謂之“覓貼兒”。其他穿窬肢篋，各有稱首。以至頑徒，如攔路虎、九條龍之徒，尤為市井之害。（宋·周密：《武林舊事》卷六“遊手”條）

元代則是社會整體流氓化的起步期，元代流氓化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流氓進入了官場。越來越多的漢人走不了正路就走邪路。既然無法抗爭，他們就選擇了攀附。按照規定，漢人和南人不能充任怯薛（禁衛軍），但因為怯薛享有種種特權，漢人千方百計鉆營其間：一些人“但挾重資有梯援投門下，便可報名字，請糧草，獲賞賜，皆名曰怯薛歹”。“屠沽、下隸、市井小人，及商賈之流，軍卒之末，甚而倡優、奴賤之輩，皆得以涉跡宮禁。又有一等流官胥吏，經斷不敘，無所容身，則夤緣（攀附巴結）投入，以圖升轉。趨者既多，歲增一歲，久而不戢，何有窮已。”

有些漢人假冒成蒙古、色目人，來獵取一官半職。他們起蒙古、色目名字，效仿蒙古、色目人生活習慣。元時有人說：“精銓選之本，在於嚴族屬之分；以尊吾國人……今之女真、河西，明有著令，而自混色目；北庭族屬鄰於近似，而均視蒙古，乘堅驅良，並列通顯。蓋我國人天性渾厚，不自標榜，愚恐數百年之後，求麟趾之公姓，不可復別異矣。”也就是說，元代政治本來是以嚴格的種族區分為原則的。但北方的女真人和漢人卻經常冒充色目人，更有許多北方部族也被視為蒙古人，得以混入上流社會。如果這樣下去，數百年之後，就分不清真蒙古和假蒙古了。

漢人冒充蒙古人充當達魯花赤（地方、軍隊和官銜的最大監治長官）的現象，成了元朝政治中一個難以處理的痼疾。元代統治者三令五申，嚴禁和革罷漢人、南人、女直、契丹人充達魯花赤者，反復多次，也沒什麽明顯效果。那些冒充怯薛、達魯花赤的漢人，大多是市井無賴，本身素質低下，一旦當官，則明目張膽，顛倒黑白，不顧廉恥，拼命撈錢，官場風氣更加腐敗。

元代流氓化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流氓階層與專制權力高度結合，變成了專制權力的打手和工具。能當上官的絕頂聰明之人畢竟是少數。更多的人，選擇攀附於官員和權貴腳下，為他們驅使，替他們辦事，於是出現了一個特殊的土豪惡棍階層。在他們之下，則是以撈點殘渣剩飯為生的充當打手的無賴流氓。《元典章》說：“一等驟富豪霸之家，內有曾充官吏者，亦有曾充軍役雜職者，亦有潑皮兇頑，皆非良善。以強淩弱，以眾害寡，妄興橫事，羅摭平民，騙其家貨，奪占妻女，甚則傷害性命，不可勝言，交結官府，視同一家，小民既受其欺，有司亦為所侮。非理害民，從其奸惡……”就是說，那些最有權勢的大戶，家裏都養著當過官吏或者做過軍人的幫閑，還有潑皮兇頑之人。這些人專門以強淩弱，騙人家財，奪人妻女，做盡壞事。

元代“權豪勢要”驅使流氓為非作歹的記錄比比皆是。“至元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中書省奏：哈剌章富強官豪勢要人每根底放利錢呵，限滿時將、孩兒、女孩兒兒女拖將去，面皮上刺著印子做奴婢……”就是說，權貴們以流氓打手為幫手，放高利貸，到期還不上，就將人家的媳婦兒女面上刺字，充作奴婢。“紅貼糧者，成宗大德五年始行。初，賑糶糧多為豪強嗜利之徒，用計巧取，弗能周及貧民……”朝廷本來制定了周濟貧民的政策，結果這些糧食都被豪強流氓們用歪門邪道弄走了。“諸豪橫輒誣平人為盜，捕其夫婦男女，於私家拷訊監禁，非理淩虐者……”他們誣良為盜，私設公堂，嚴刑逼供，肆意淩虐。因此社會混亂，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元代的潑皮無賴是如此之多，以至元朝皇帝不得不專門命人研究對潑皮無賴橫行的處理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