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十章 鐵騎踏斷民族脊梁（第2/5頁）

和後來精明的滿族人不同，粗豪的蒙古人以赤裸裸的征服者心態來對待漢人。他們的手段剛性有余而柔性不足。難以想象的屈辱不由分說地傾倒到活下來的中國人頭上：蒙古人將全國人分為四等。漢人（北方漢族）為第三等，南人（南方漢族）居於最低層。四等人之間的待遇當然是不同的：蒙古人殺死漢人，只需打五十七下，征燒埋銀。而“漢兒毆死蒙古人”，則要處死，並“斷付正犯人家產，余人並征燒埋銀”。

蒙古王公經常突然間把漢人從肥沃的農田上逐走，任憑農田荒蕪，生出野草，以便畜牧：“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趙天麟）蒙古大汗可以隨時把漢人視如生命的農田，連同農田上的漢人，賞賜給王公功臣。漢人忽然間失去他祖宗傳留下來的農田，而自己也忽然間從自由農民淪為農奴，卻沒有地方可以申訴。

漢人們每二十家被編成一個“甲”，由北方派來的蒙古人做“甲主”控制，這個蒙古“甲主”的吃穿花用，要由這二十家共同負擔。許多甲主為所欲為，“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

漢人活得如同囚犯和奴隸，甚至生活起居都要由蒙古人控制。晚上一更三點之後，禁止出行，禁止點燈，禁止活動，直到早上五更三點：“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元典章》卷五十七）

不僅是幾十家共享一把菜刀，漢人還不得學習拳擊武術，不得乘馬，也不許用馬來拉車，甚至不許用馬耕地。還有一項十分奇怪的規定：禁止漢人買賣竹子。原因是因為竹子可用於弓箭。

對蒙古人來說，漢人和南人存在的理由是給蒙古貴族提供勞力、糧食和酒。在蒙古統治者眼中，漢人與牲口，其實沒有任何區別。民族歧視粗暴地踐踏了漢族人的心靈。“整個漢民族在自己的家園裏失落了自我，失去了立足之地；在有著輝煌歷史的故土被打入監獄，漢民族和它的心理皆受到巨大傷害。”這種屈辱對漢人的心理打擊是空前而致命的。

從地主到貧民，全體中國人都生活在不公之中：元帝國的特征之一是官員數量特別多，人浮於事。一塊玉石的發掘或一張弓的制造，都會有若幹官員管理。因此政府效率低下，貪汙腐敗橫行。蒙古官員斷案判獄，根本沒有公平可言，因為他們都是目不識丁的貴族，“高坐堂上，大小事務一切付之於吏，可否施行，漫不省錄”。吏員有了權，就拼命敲詐勒索，遇到訟事，“事事不為斷決。至於兩詞屈直，顯然明白，故為稽遲”。

舊有的綱紀、倫常、道德標準都被打碎了，金錢主宰一切。那些富商大賈，上與權豪貴要勾結，下則買通關節衙吏，顛倒黑白，為所欲為。民眾的道德水平迅速滑落，社會風氣持續惡化，元代雜劇中，潑皮無賴、貪官酷吏、權豪勢要、地痞流氓成了主要角色，手足相殘、妯娌成仇、殺夫奪產、嫁禍親人、嫌貧悔親，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成了大部分元代雜劇的主要情節。

在這樣一個屈辱、不公、沒有希望的世界裏，中國人的心理由失衡直到扭曲，人們由被動苟活，漸漸演變成主動的流氓化生存。

流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的俠文化。俠以武犯禁，沖破了社會規範之後，俠士分成了兩途。一途是行俠仗義，打抱不平。另一類則變成了流氓、縱橫家和食客，他們在各個權勢中心奔走流動，雞鳴狗盜，唯利是圖，什麽都敢做，所謂“日暮而途遠，故倒行逆施”。俠與流氓的共同點是都蔑視社會規範，縱橫於王法之外。不同點則是一個有精神追求，一個沒道德底線。至於生存方式，俠客單純以暴力為生，流氓在暴力之外，更願意用欺詐、恫嚇等所有成本更低的手段。

隨著中國歷史的演進，流氓這個階層也不斷發展變化。早期的流氓身上還殘留著幾分俠義基因，比如三國時代那個以除三害聞名的周處，年輕時兇暴強悍，爭強好鬥，被鄉人認為是地方三害之首，後來因一念之變，又成為除暴安良的英雄。

事實上，漢代的流氓並不畏權力。他們敢於襲擊官吏，甚至介入上層政治鬥爭：“長安中奸猾浸多，閭裏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也就是說，長安城中的流氓少年們專替別人刺殺官吏，他們以三色泥丸為分工：摸到紅丸的負責殺武官，摸到黑丸的負責殺文官，摸到白丸的負責治喪事。到了薄暮時分，他們就紛紛出動，劫掠行人，死傷不絕。這分明是介於強盜和流氓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