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十章 鐵騎踏斷民族脊梁（第4/5頁）

如果顛倒的統治只持續二三十年，人們還可以恢復舊有的記憶和風氣。然而元朝統治持續了九十多年，整整三代人的時間。培養貴族需要三代，培養流氓也只需要三代。三代過去後，中國人整體上流氓化了，這就為有明一代之成為流氓朝代奠定了基礎。

中國文明發展到元代，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層文化遭遇到了毀滅性打擊，下層文化或者說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為主流。徐子方在《元代文化轉型與古典文學》中說：“翻開一部中國文學史，即不難感受到，一直處於正宗主流地位的詩歌散文，到了元代即一下子失掉了無可爭議的優勢，其黃金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而且不僅在元代，即使這以後的明清兩朝，盡管還有不少作家作品產生，但詩歌、散文的衰落已是無可挽回，作為文學發展中的主流地位它是永遠地喪失了，取代它的古代戲曲一下子由過去被鄙視、一直處於非正統世俗地位而躍居傳統詩文之上，成為時代文學之主流。”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上層文化遭遇徹底破壞的時代。在以前的中國歷史上，即使在目不識丁的武人統治時代，將軍們也都承認文字是需要敬畏的。而馬背上的異族根本不能了解漢文化的價值。忽必烈就曾發出疑問：“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雖然後來忽必烈決定以漢法治漢人，但是對漢人的禮法傳統，始終不予重視：“（世祖）忽必烈篡江南後，一應漸習，僭行大宋制度……終非其本心。故辮發囚首，地坐無別，逆心惡行，滅裂禮法，卒不能改也。”

蒙古統治者能理解的是工匠、大夫甚至算卦先生的重要性。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蒙古大汗在屠城時，無一例外地要求保存工匠們的生命。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要求保證讀書人的性命。在征服中國的戰爭中，大量的文化典籍已經毀於戰火，那些名臣儒士也被殘殺大半。在元朝建立後，出於對漢族文化的畏懼心理，統治者切斷了漢族士大夫的人生前途，政府明確規定，各級政府的主官（達魯花赤）必須由蒙古人充任。科舉制一度被取消，部分恢復後也形同虛設，有元一代，由科舉入仕者一共也不過千余人，當了官也不過是政治擺設。漢族知識分子的地位在歷史上頭一次從“四民之首”跌落到了“十丐九儒”的地步。

漢族精致高雅的上層文化對蒙古人沒有吸引力。來到漢地之後，蒙古人所能理解和欣賞的，只能是漢人的俗文化。最能吸引蒙古人的是戲台，即使是在漢語不純熟的時候，蒙古人也能大致看懂戲的內容，更何況以後文人們刻意逢迎蒙古人的喜好，編寫了許多適合他們口味的作品。因此，戲曲業在元代獲得空前的繁榮，就在情理之中了。“在元朝這一民族文化交融廣泛展開的大背景下，蒙古民族作為統治民族，其審美觀勢必對作為俗文學的元雜劇產生影響……元雜劇的審美趣味是漢族下層人民和以蒙古族為主的少數民族人民的審美趣味的有機結合，以酣暢、本色、拙野為主要審美特征。”成為老九之後的讀書人只能與戲子娼妓等打成一片，成為戲曲創作的主力，以此換碗飯吃。因此，元曲成為元代文化最輝煌的成就。

宋代底層文化和上層文化的交融是健康可喜的，它並不是一種文化革命式取代另一種文化的過程，而是相互吸取，相互激發。而元代卻是俗文化壓倒雅文化的時代。紮拉嘎說：“在元代以後，中國古代文學結構進入到俗文學為主體的時代。”從雅文化到俗文化的轉變，是中國文明發展的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

俗文化包含著人性解放等許多平民社會的健康要求，有它清新、自然的一面，但是也傳承了底層文化的大量負面因素。我們僅以產生於元代的《水滸傳》為例。底層文化對暴力有一種病態崇拜，《水滸傳》中那些好漢有許多熱衷於過度使用暴力。在梁山泊好漢中，被譽為“革命性最徹底、反抗性最堅強的一個”的李逵，在劫法場的過程中，“火雜雜地掄起大斧”，只顧砍看熱鬧的百姓。從城內直殺到江邊，身上血濺滿身，兀自不休。晁蓋叫道：“不該百姓事，休只管殺人。”結果“那漢哪裏來聽叫喚，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去”。這種反人類的罪行，在這部書裏卻被當成英雄行為刻意渲染。

梁山好漢們從不掩飾他們對財富的向往。因為對底層人來說，生存、溫飽、發財永遠是他們最迫切的欲求。許多好漢上梁山的動機很簡單，就是“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緞，成甕吃酒，大塊吃肉”。連整部水滸傳中最為正面的人物之一魯智深，在桃花山不辭而別時也沒有忘記把金銀酒器踏扁了裹在包裹裏順走。這種行為在上層文化中是不被認同的，但對最底層的人來說，卻天經地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