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八章 大唐的雄健與陽光（第3/4頁）

就是說郭子儀的兒子郭曖做了駙馬。有一天，和公主吵起架來，郭曖罵道：“你覺得你老爸是皇帝就了不起嗎？那是我老爸不願意做才讓你老爸做的”。公主哭著回宮向皇帝告狀。代宗皇帝說：“你還小不懂事，郭曖說的是老實話，如果郭子儀要當皇帝，那皇帝早就是他的了”。說完也哭了，不過還是讓公主回家了。郭子儀知道這件事後，就把郭曖捆綁起來，親自帶到皇帝面前發落。皇帝安慰郭子儀說：“常言說得好‘不癡不聾，不作阿家阿翁’，小兩口在家裏吵架，你就裝做聽不見就行了”。賞賜了郭子儀一些物品，讓他回去了。郭子儀回到家裏，打了郭曖幾杖了事。

這種事在其他朝代，實在不可想象。

因為君臣上下森嚴關系的淡化，雙方都少了些“犯上作亂”之忌。所以唐代士人多和他們的作品一樣狂放。或“恃才傲物”、或“言論倜儻”、或“詭激嘯傲”、或“不拘細行”、或“狂率不遜”。

天寶初，李白奉召入京既不誠惶誠恐，也無受寵若驚之態，他“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玄宗都“不覺無萬乘之尊”。

初唐的時候，有一個叫員半千的人，考中了進士，卻沒有官做，於是給武則天直接寫信，信中說：“臣……於今立身，未蒙一任……陛下何惜階前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抑揚辭翰？請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與臣同試詩策判箋表論，勒字數，一定一人在臣先者，陛下斬臣頭，粉臣骨，懸於都市，以謝天下才子。”

那意思是，我要向你推薦我自己。你不了解我，我有一個辦法讓你能夠了解我。你招三五千天下才子，和我一起考試，考六種文體。如果有一個人的成績排在我的前面，你把我的腦袋砍下來掛在城門樓上，向天下才子謝罪。

這封信放到別的朝代，作者早被殺頭了。在唐代，他不但沒有被殺頭，後來還做了奉閣舍人，專門起草詔書，參與國家大政方針。

因此，唐代前期政治的特點是寬大通脫，文網也非常寬疏。唐太宗認為：“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為此，他明確要求“勿上下雷同也”。對於那些只知“順從”“順旨”之人他嚴加責斥：“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說你這個人從來都唯唯諾諾，沒有獨立見解，朝廷要你何用？

唐代統治的最鮮明特點就是三教並行，信仰自由，沒有禁區。儒學雖被奉為正統，卻始終未達獨尊。唐玄宗曾親自注《孝經》《道德經》和《金剛經》這三部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經典，頒行天下，以示對三教合一的提倡。唐高祖、高宗、德宗時代，都曾經召集過儒師、沙門、道士進行講論詰難。三教並行，自由競爭，終唐一代持續不絕。三教並行形成了唐代朝野一種較普遍的自由寬松空氣。所以李白才敢寫詩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高適也才能公然在詩中說：“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乃至以循循儒者形象留存史冊的杜甫詩中都有“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之句。到了晚唐，杜牧居然這樣寫：“跳丸相趁走不住，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為灰。”非儒薄孔，非聖薄尊，在唐代人眼中習以為常，並不視為大逆不道。

所以唐代言無禁忌。唐代大臣甚至可以在奏折中公然談論皇帝的性生活。比如朱敬就在奏折中直接批評武後弄了太多的“內寵”，說你有這方面的欲望，大家都能理解，找一兩個“男寵”，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現在太多了：“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賢者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南宋洪邁說：“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他羅列一長串例證後，很是感慨地結以一句“今之詩人不敢爾”。

“宮禁嬖昵”這樣的禁忌，唐代都可以“反復極言”。那麽對“當時事”的抨擊的無可顧忌就可想而知了。事實上，唐人對時政的譏諷、揭露，間或有礙作者仕途，卻從沒有人被指為“汙蔑、攻擊”而遭到貶殺。白居易創作樂府詩“規諷時事，流入禁中”，憲宗“見而悅之，召入翰林學士”。他的《長恨歌》諷刺玄宗荒淫誤國，《琵琶行》傾訴仕途的不平，唐宣宗毫不介意，還作詩紀念白居易：“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這種寬松的環境，是唐代文學藝術繁榮的重要原因。唐代那些文人學士畫家書法家，個個個性十足，舉止率性。正如杜甫《飲中八仙歌》中所寫：“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唐代文人的喜怒哀樂，傾瀉而出，毫無滯礙。他們勇於標新立異，作品風格迥異，流派紛呈。後人評價唐詩“永遠是生氣勃勃的，如旦晚才脫筆硯的新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