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七章 不可再現的魏晉風流（第3/4頁）

這個時代戰爭連綿，動亂不斷，皇帝如同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與皇權的不穩定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世家大族的穩定性。許多世家大族勢力急劇膨脹，甚至發展到“百室合戶、千丁共籍”的類似領主狀態。許多士族富厚過於王侯。東晉士族莊園遍布江左，他們“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僮仆成軍，閉門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裏……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園囿擬上林，館第僭太極”。正如柳詒征所說：“魏、晉以降，易君如舉棋，帝國朝代之號如傳舍然……當時士大夫……以地方紳士，操朝廷用人之權。於是朝代雖更，而社會之勢力仍固定而不為動搖，豈惟可以激揚清濁，抑亦所以抵抗君權也。”因此世家大族對皇權形成強大的牽制，天子只能和士族分享權力，有的世家大族甚至可以罷黜天子，以至出現“王與馬共天下”的謗語。

在這種情況下，鐵桶一般的大一統政治秩序被打破了，許多舊門士人憑借門第資本，不再對權力俯首帖耳：“雖朝代推移，鼎遷物改，（世族們）猶昂然以門地自負。”一些門第高貴的士人，甚至對門第不如他久遠的皇帝抱一種隱隱的睥睨之態。面對政治權威，他們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許多人甚至不屑於為皇帝服務。

政治權威的崩潰，意味著儒學也不再是唯一價值體系，士人們的頭腦掙脫了漢武帝以來獨尊儒術的樊籬，思想文化領域獲得了一次空前的解放。這是繼春秋之後第二個價值失範、禮崩樂壞的時代。“布衣橫議於下……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典論·論文》）魏晉士人對莊子和佛學的興趣頭一次超過了儒家經典，由此導致了玄學的興起。

哲學是非功利的產物。在西方，哲學是貴族們的專利，因為他們沒有物質生活的壓力，可以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超功利的玄思之中。魏晉時代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萌芽於類似的環境之中。在南渡的士人之中，流行著一種時髦的活動，叫做“清談”。其形式類似於現在的辯論會，人們挑選一個清幽安靜的場所，比如園林重屋之中，或者山水之畔，坐在胡床之上，鋪開棋子方褥，靠著斑絲隱囊，手拿麈尾（和拂塵差不多）娓娓而談。他們激烈地辯論人究竟該怎樣活才算快樂？究竟什麽樣的人格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如何協調個體和社會、“自然”和“名教”的關系？這種辯論往往通宵達旦，數日不休。

因此，魏晉時代第一次出現了人的覺醒，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和追求。這一時期的文學，主題集中在對人生意義的追尋，對死亡的思索和哀傷。像曹氏父子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如《古詩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這種對彼岸世界的思考，是修齊治平時代士人無暇也無意顧及的。

魏晉士人思考的結論是，人生的意義不在於一時一事的物質得失，也不在於把活生生的生命去做僵硬的倫理教條的注解，而是在於心的自在，真性情的釋放。“竹林七賢”就是這股思潮的典型代表。這個文人群體優遊於山林之間，以縱酒談玄、放任灑脫著稱。

他們人品各異，觀點有別，人生際遇更不相同。但他們身上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認為人活著應該不受“名教”的約束，而應該向自我、人性、真情回歸。他們主“我”重“情”，特別強調一個“真”字。因此，才出現了種種後人不解的行為。

和“竹林七賢”一樣，魏晉士人普遍以“真”為美，珍視真本色、真性情。晉書上說：王羲之少年時代，就很有個性。郗虞卿聽說大族王氏家中，幾個孩子都英俊不凡，就命媒人到王家選婿。其他幾個孩子都竭力修飾自己以以待客，只有王羲之，袒著肚子躺在東床上，神色自若地吃著胡餅。媒人回去告以此情此景，虞卿說：“這個吃胡餅的人才真是好女婿啊。”於是把女兒嫁給了王羲之。(《太平禦覽》卷第八百六十）。

魏晉時代畫壇巨匠顧愷之身上“魏晉風度”更為典型。此人喜好清談，“好矜誇”“好諧謔”“率直通脫”，好吹牛，好開玩笑，史稱他言談舉止，“癡黔各半”，也就是說，有時很機巧，一語道破天機。有時又很難解，讓人莫名其妙。被時人稱做“三絕”(畫絕、才絕、癡絕）。他年少輕狂，曾經袋裏無錢，卻在瓦棺寺寫捐百萬，最後靠畫維摩詰一軀，贏得看畫人一捐逾百萬。這種傳奇式的故事，在春秋之後實在不可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