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六章 淳樸未泯的“漢人”

秦王朝的自私和殘暴太赤裸裸了。皇帝制度這個新型政治怪物在誕生之初畢竟不夠完美。秦始皇父子的政治風格過於率真，以為暴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完全無視屁民的力量，終於如泥足巨人一般瞬間轟然倒塌。

秦始皇被釘上了恥辱柱，但是他發明的皇帝制度卻得到了後世統治者的一致堅決擁護，所謂“百代皆行秦政制，萬年鹹用始皇心”。

不過，秦代的瞬間崩盤畢竟給後來的統治者樹立了反面樣板。漢代帝王從秦始皇身上得到了兩個教訓。一個是吸食天下膏血不能太急，容易噎死，要細水長流，細嚼慢咽。二是私心和貪欲不能直接昭之於眾，必須加上一重偽裝。劉邦提倡黃老之術，與民休息，就是等蛋糕做大再切，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以儒家學說作為門面工程，讓老百姓相信，皇帝是為他們服務的。

如同造屋一樣，秦始皇澆鑄起了房屋的骨架，奠定了專制的制度基礎，而漢代的最大發明是抓意識形態建設，抓軟實力建設。就好比對房屋進行了裝修，使強硬的專制制度更有彈性和欺騙性。實質上，漢王朝就是升級版的秦王朝，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漢朝皇帝一不小心就露出秦始皇的本色。《漢書·元帝紀》記載，漢元帝做太子時，看到父親漢宣帝喜歡嚴刑峻法，打擊敢言之臣，就勸父親，咱們的老祖宗不是告訴咱們要以儒治國嗎？您怎麽忘了？漢宣帝勃然變色，告訴他說：“你小子懂什麽？我們漢王朝的統治秘訣就是‘霸王道雜之’，表面上是孔子的王道，實際上是秦始皇的霸道。專用王道，肯定翻車。”（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如果說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誅身”的話，那麽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就是“誅心”。

元光元年，漢武帝召集全國著名學者在長安開會，討論帝國的思想文化建議問題。儒家大學者董仲舒建議說，現在全國沒有一個統一的思想，“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各不相同，老百姓感覺沒有主心骨兒。他鄭重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漢武帝欣然接受。顯然，格式化全國人民的大腦，是這個控制欲極強的政治強人樂於做的。

這一決策對後世影響之深遠，只有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和隋煬帝發明科舉制可以相仿佛。它取消了思想上的競爭，杜絕了思想進化的可能。如同青春期的孩子，被提前終止了發育和生長。思想被剪去了翅膀，由鷹變成了雞。從漢武帝開始，直到晚清，幾千年間中國再沒能出現一個堪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先秦知識分子大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迷信權威，也沒有禁區，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的“道”淩駕於君王的“權”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獨立不懼，瀟灑絕塵。

而漢代知識分子的性格與先秦士人相比發生了明顯變化。因為“獨尊儒術”，許多儒家大學者成了漢代的高官。匡衡、張禹、翟方進、公孫弘等人都“以儒宗居宰相位”，就是說，因為學術地位高當上了宰相。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精明而滑頭。一舉一動，都為了保護既得利益，不怕別人的冷嘲熱諷。（“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比如公孫弘，他“年四十余，乃學《春秋》雜說”，憑著這張“文憑”當上了公務員。入朝之前，他擺出一副鐵骨錚錚的架勢，動不動就批評幾句朝政，由此獲得了知名度。進入官場以後，卻很快“成熟”起來，以“曲學阿世”而聞名。每次召開禦前會議，他都順著皇帝心思，附和皇帝的決定，不肯堅持原則。有時候，幾個同僚私下裏商量好了怎麽辦，但上了朝，一聽皇帝的口風不對，他馬上就背叛同事，討好皇帝。（“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因為這樣兩面三刀出賣朋友，他順利地登上了相位。

即使你不想要什麽級別地位，想清清靜靜做學問，漢代也不是一個好的環境。漢武帝允許你思考，但是只許用一種方式思考。“獨尊儒術”否認了認識的無限性，圈定了思想的範圍和方向。漢代知識分子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教條迷信、思維僵化，缺乏個性和創造性。他們把孔子當成了頂峰和終極，漢代知識分子都“好褒古毀今”，奉孔子之言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們終生囿於章句之學，老於雕蟲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