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六章 淳樸未泯的“漢人”（第2/3頁）

當然，這只是漢代知識界風貌的一個側面。另一方面，漢代畢竟去古不遠，風氣未鑿。獨尊儒術只是一個模糊的口號，更為明確、精致、有效地控制知識分子的技術，比如科舉制，還沒有發明出來。政府所能控制的，只是一小部分入仕的知識分子。大部分知識分子還可以不依帝力，自生自滅。因此，漢代知識分子身上還殘存著“春秋之風”：單純樸直，好面子，重名譽。

漢代政治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那就是官員的高自殺率。許多官員獲罪被關進監獄後，都會選擇自裁，原因是“義不受刑”，不願意下獄受小吏之辱。

西漢的蓋寬饒個性剛正，因直言得罪了皇帝。皇帝宣布要把他關進監獄，蓋寬饒一聽，拔出佩刀，在北闕之下，自剄而死，一時震動朝野。（“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漢元帝時的著名經學家蕭望之想打擊外戚勢力，被外戚陷害。皇帝要定他的罪，朋友們勸他先忍一時，等皇帝怒氣過了，也許還可以東山再起。他說，我六十多了，“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橫下心來，將刀朝脖子一抹了之。

另一位名臣張猛在政治鬥爭中失敗，被押往刑場的路上，在車中自刎而死，保全了最後的體面……

漢代甚至還出現過“決鬥”之風。西漢末年的周黨，曾經在大庭廣眾之下被一個鄉佐出言侮辱，他一直耿耿於懷。後來他到長安求學，讀到《春秋》中的“復仇之義”，激起胸中往事，便綴學回鄉，約鄉佐決鬥。周黨很有風度，讓鄉佐先動手。決鬥的結果是白面書生打不過身強力壯的鄉佐，流血過多，昏倒在地。鄉佐服其勇氣，雇車把他迎回自己家中，親自伺候，直到他蘇醒。（周黨……至長安遊學。初，鄉佐發黨徭道，嘗眾中辱黨父，黨懷之。後讀《春秋》，聞復仇之義，便極講而還，與鄉佐克日交刃。鄉佐多從兵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與相擊。黨為其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勇，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這一故事聽起來更像是發生在春秋時代。清代學者趙翼因此評價漢人“以意氣相尚，一意孤行”，“往往周旋於死生患難之間”。

東漢的讀書人還開了中國歷史上“學潮”之先河。東漢後期，外戚和宦官交替執政，朝政極其黑暗。冀州刺史朱穆為人剛直，公元153年，他因為反抗宦官，遭到殘酷打擊報復。劉陶奮然拍案而起，率領數千名太學生“鬧學潮”，為搭救朱穆而向皇帝上書。頭一次遇到學潮，皇帝一時摸不到頭腦，釋放了朱穆。公元162年，宦官誣陷皇甫規，又一次激怒了太學生。張鳳又率三百多太學生再次鬧學潮，桓帝不得不又赦免了皇甫規。

東漢末期的“黨人事件”影響更為深遠。因為知識分子骨頭太硬，東漢宦官興起了兩次迫害士人的“黨錮之禍”。公元166年，宦官集團對知識分子反對派，也就是“黨人”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迫害，抓捕二百余人。將“黨人”的領袖李膺“禁錮終身”。但這並沒有嚇倒讀書人，李膺被罷後，威信更高，被士人列為當朝“八俊”之首，成了道德旗幟。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三年以後，宦官又掀起了規模更大的打擊。這一次流放、囚禁了六七百名官員，拘捕了太學生一千多人。經過這場浩劫，天下敢言的儒生幾乎被一網打盡。史稱第二次黨錮之禍。雖然政治抗爭最後以失敗而告終，但是漢代知識分子那種“殺身以求仁”的氣節畢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光輝。漢代士人雖然在思想領域沒有什麽創造和開拓，卻用鮮血和生命為自己築起了流傳萬世的紀念碑。徐復觀說：“東漢的知識分子，所以在歷史中能占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乃是另有一部分置生死貧富貴賤安危於不顧，繩繩相繼，在政治極端黑暗中，做出各種不屈抗爭的節義、名節之士。”

不過，漢代知識分子反復抗爭最後歸於失敗的遭遇也告訴了後代一個事實：在中國歷史上，理想與權力鬥爭，最後勝利的永遠是權力而不是理想。這對後世知識分子的心理產生了十分微妙而深遠的影響。在兩次黨錮之禍後，其他朝代極少再出現過漢代那樣知識分子的集體抗議行動。

漢代的專制之網還遠沒有後世那樣嚴密。漢王朝一方面提供了數百年的和平時期，使人性不至於在極端殘酷中迅速惡化。另一方面，漢代統治技術的粗糙，給社會各階層以巨大的自由呼吸的空間。生活在漢代的人們，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會一脈相傳的質拙單純。

漢代仍然尚武。

對人體美的欣賞可以體現一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在漢代人眼中，男性美集中在胡須濃密，身形高大，肌肉有力等最能體現男性第二性征和力量感的方面。西漢人王商高八尺余，“身體鴻大”；東漢人虞延“長八尺六寸，腰帶十圍”。這都是美男子的樣板。女性美的一個要件也是身材高挑豐滿，出土的漢代畫像資料上貴族婦女大都身形高大豐腴，與身邊的侍女形成鮮明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