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江南辛卯科場案（第5/8頁）

張鵬翮愛子心切，心有顧慮下，又考慮到清朝歷來揚滿抑漢，在漢大臣與滿大臣的相爭中，從來就是以漢大臣慘敗而告終，更何況噶禮還與康熙皇帝有著特殊的關系，最終決定偏袒噶禮一方。他不但不據實上報，還微服私訪張伯行，勸說道：“噶禮是封疆大吏，又是皇上信賴的大臣，事情萬一鬧大，皇上的面子過不去，我們都不好交代。這件事，還是就這麽算了吧。”張伯行卻義正詞嚴地回答道：“欽差一向有清正廉潔、執法如山的名譽，切不能因為個人恩怨袒護權臣。如此一來，天下將無正義可伸，上負天子愛才之心，下屈壯士報國之志。我不能贊成息事寧人的態度。”

張鵬翮雖然心有慚愧之意，但為了自己的利益，還是抹下面子，竭力勸說張伯行讓步，就此結案停審了事。孰料張伯行也是個牛脾氣，堅決不肯屈服。二人就此不歡而散。

幾天後，兩道加急奏折先後送到康熙皇帝案前：第一道是江蘇巡撫張伯行彈劾兩江總督噶禮的。說外間輿論盛傳總督噶禮與監臨、提調各官暗中受賄而鬻賣舉人頭銜。又傳說事情敗露後，總督噶禮勒索銀五十萬兩。對噶禮的種種不法行為，張伯行痛心疾首：“督臣忍負皇上隆恩，擅作威福，賣官賣法，復賣舉人，貪殘暴橫，惡貫滿盈，只緣權勢赫奕，莫敢攖其鋒以賈禍。仰祈敕令解任，一並發審，俾舞弊之人，失所憑借，承審之官，亦無瞻顧，庶幾真情得出，國法得伸。”（《歷朝四百五十人傳記》）請求皇帝立即將噶禮解任審查。第二道則是噶禮彈劾張伯行的。聲稱張伯行陰謀誣陷，有意敗壞總督名聲。又因為當時剛剛發生了戴名世《南山集》的文字獄，舉報《南山集》在蘇州（江蘇巡撫駐在蘇州）刊刻，張伯行知情不報，且與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交好，甚至有意包庇。又羅織了其他多項罪名，指責張伯行玩忽職守。

康熙皇帝看到奏疏後大怒，認為督撫互參有失大臣體統，下令將噶禮和張伯行二人一並免職，責令欽差大臣張鵬翮會同漕運總督赫壽再審。清朝漕督衙門設在淮安（黃河、運河交會之處，漕運咽喉之地，今江蘇淮安），赫壽接旨後不敢怠慢，立即從淮安起程，坐船經大運河趕往揚州。

總督和巡撫均是地方最高長官，即所謂的封疆大吏，督撫互相攻訐彈劾是朝廷大事，而江南更是朝廷的財賦重地。督撫互參一經傳出，一時間成為轟動天下的大奇聞。這場科場案的審理，實際上已經變成了貪官和廉吏之間的較量。朝臣也各有立場，本來簡單的科場案立即牽扯上了朋黨之爭和滿漢之爭，局勢開始復雜化。

《清稗類鈔》還記載了富有戲劇性的一幕，噶禮和張伯行奉旨革職、於行轅對簿完畢後，二人出門時因相爭不下，繼而大打出手。噶禮身材雄壯，張伯行也是高大魁梧，噶禮最終被張伯行踢了一腳，“踣於地而滾”。

遠在京師的康熙皇帝無時無刻不在關心江南的發展，密令曹寅和李熙多方打探。幾天後，江寧織造曹寅的密折送到，其中說：“臣留心打聽張鵬翮與赫壽所審吳泌、程光奎之事。吳泌買舉，只追問李奇夫妻金子下落，意在就李奇撞木鐘，以結吳泌之事。程光奎只認夾帶，以結程光奎之事。至於左必蕃、趙晉二人及房考等，俱未細問。眾論以為張鵬翮外則調停總督撫院了結此案，而本意則不欲重傷主考、房考，以塞科甲僥幸之路。赫壽亦因循可否，以觀成敗。總督噶禮實無包攬賣舉之事，護庇葉九思（前任安徽巡撫）事或有之。解任之後，雖有人眾保留，皆以下官吏粉飾曲全，殊無真愛戴之者。巡撫張伯行實因糧道參處，自己亦詿誤調用，當封印之際，預聞京信，兩下紛爭，以有此疏，欲復噶禮之仇，亦非為科場持公起見也。解任之後，亦有人眾保留，率多秀才，亦皆以下官吏粉飾曲全，殊無真愛戴之者。眾人議論，皆雲江南百姓蒙天恩視如赤子，屢免錢糧，時加撫恤，督撫二臣不體貼聖衷，安靜保護，徒博虛名，各為己私，互起朋黨，殊無大臣之體。張鵬翮身為大臣，理宜秉公持正，力決是非，而反周旋主考、房考，曲全兩造，遷延時日，不能無私。自去年至今，已經四月，每日吊開單審，並不對口，並不再問程光奎之事，只審吳泌一案，並不問主考、房考如何字眼關節，只問原出首撞歲（鐘）之人。目下聞光棍李奇當審鞫之際，頗多放肆之語，謂眾人合謀，將金子誣陷於彼，以脫安撫藩司，蔓延無辜，總無斷決。兩江官吏，俱集揚州聽審，地方遼闊，數月之久，未必不誤事宜。”（《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档案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