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江南辛卯科場案（第3/8頁）

以曹寅和李煦的身份位置，不方便也沒有這個能力插手科舉，那麽鄉試通弊中嫌疑最大的當屬兩江總督噶禮了。一時間，滿城風雨，謠言不斷。生員擡著五路財神像遊街時，南京城萬人空巷，人們蜂擁而出觀看，景象蔚為大觀。

兩江總督噶禮見到這般情形，當即火冒三丈，派兵將丁爾戩等十多名為首的士子拘捕，準備按誣告問罪。士子們更加群情洶洶，普通百姓也被激怒了，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一直密切關注事態發展的江蘇巡撫張伯行自然不會坐視不理，第一個向康熙皇帝上疏，這便是本篇開頭所提到的一幕。

只見張伯行在奏疏中寫道：“今年江南文闈，榜發之後，議論紛紛。九月二十四日，有數百人擡擁財神，直入學宮，口稱科場不公，臣未敢隱匿，相應奏明。”奏疏中還對他了解到的一些情況作了描述，比如副主考趙晉受賄十萬兩紋銀，出賣舉人功名；同考官王曰俞、方名等人通同作弊；而正主考左必蕃知情不報，有意欺瞞聖上；本年江南鄉試取士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江南士子一片嘩然，眾怒難犯，如果不及時查辦，恐怕要生大變。

康熙皇帝看了後還未作出反應，江南鄉試主考官左必蕃的奏疏也到了。原來左必蕃看到事情越鬧越大，擔心禍及他這個正主考，日夜惶恐不安；又聽說張伯行已經給朝廷上奏，生怕日後被安上個“知情不報”的罪名，也急忙上奏說明江南鄉試一事。不過，他沒有揭發副主考趙晉賣關節一事，當然更不敢提及兩江總督噶禮，僅僅是奏道：“撤闈後聞輿論喧傳，有句容知縣王曰俞所薦吳泌、山陽知縣方名所薦程光奎，都是不通文理者，臣也感不勝驚愕。”

先後接到了張伯行、左必蕃的奏疏，江南鄉試出了大醜聞已經是確認無疑的事情，但康熙皇帝並沒有像他的父親順治皇帝那樣立即采取火暴的行動，而是依舊在等待。他有著多疑狡詐的天性，從不輕易相信漢人大臣的話，他還要等待另外兩封密折從江南送來。

清朝档案最機密者，當屬軍機處的档案，這些都是級別最高的國家機密。但自康熙皇帝開始，還有比國家機密更為機密的密折。一般的奏折，比如江蘇巡撫張伯行的、江南鄉試主考官左必蕃的，都是先交通政司審閱，然後再呈交皇帝。特別長的奏折還需要“貼黃”，即在黃紙上概括要點，附在奏折上一同呈交皇帝。康熙皇帝創造的“密折”制度則是專奏專聞，這種密折不必經過通政司，而是直接遞到皇帝手裏。折面上也不寫奏者姓名，只寫“南書房謹封”的字樣。這當然是為了防止泄密，除了皇帝本人，誰也不知道密折是誰寫的，密折裏面又講了些什麽。對這類奏折，康熙皇帝格外重視，均即時批復。他一度患病，右手無法動彈，但依舊不假手他人，強用左手批復密折，從不耽誤。

能夠擁有奏密折權力的人，自然都是康熙皇帝的心腹。康熙皇帝正在苦苦等候的密折，便是來自他派在江南的密探——蘇州織造李煦、江寧織造曹寅以及杭州織造孫文成（曹寅的母系親戚）。這三個人都是康熙皇帝派駐在江南的耳目，一年四季不間斷向康熙呈遞親筆繕寫的密折，奏報內容短小精密，大部分是關於江南地方上的雨水、收成、米價、疫病、民情、官吏的名聲等等。傳說《紅樓夢》中錯綜復雜的家族關系，就是以這三位織造為背景。巧合的是，江南辛卯科場案案發的這一年，剛好就是曹雪芹的出生年。

果然沒有令康熙皇帝失望，李煦、曹寅的密折很快就來了。二人詳細報告了榜發後物議沸騰、民憤難平的情況。曹寅更是密奏說：“今年文場秀才等甚是不平，中者甚是不公，顯然有舞弊行為，因此揚州秀才擾攘成群，將左必蕃祠堂全部拆去。後傳聞是副主考趙晉所為，始暫停息。”

康熙皇帝這才拍案而起，怒氣沖沖地道：“我勤政愛民五十年，還從來沒有見過如此膽大妄為的奸臣賊子。若任他們這樣狂妄下去，豈不是要毀掉我大清江山。”於是派戶部尚書張鵬翮為欽差大臣，會同兩江總督噶禮、江蘇巡撫張伯行、安徽巡撫梁世勛在揚州審案，務必將科場案徹底查清。

張鵬翮，字運青，四川遂寧人，康熙九年（1670）進士。傳說其容貌俊美，“貌如好女子，諸同年皆戲弄之”（《西征隨筆》）。不過，張鵬翮自步入仕途後，一直有公直廉明的名聲，“不避權貴，人皆憚之”，是康熙一朝的名臣。他曾經出任江南學政。到任後，不少富家子弟手持京師權貴人物親寫的“薦函”，打算來走後門，但聽說張鵬翮剛正無私，最終還是“躑躅逡巡，不投而去”。當時的規定，凡呈學使報冊都須交些“部科費”（手續費），但張鵬翮“兩袖清風，毫無以應，人亦絕口不索”。後來回京師任職，張鵬翮為了應付說情請托之人，特意在府邸的廳堂上豎了一尊關聖帝君塑像。每逢有人登門請托時，他便指著塑像說：“關帝君在上，豈敢營私徇隱！”這樣清操的大臣，當然深得康熙的信任，譽為“天下廉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