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江南辛卯科場案

丁酉科場案自上而下，死傷無數，懲罰之嚴酷，牽連之廣闊，為科舉制建立以來所未有，確實令人心驚膽戰。忽視此案背後復雜的背景不談，順治皇帝之屠刀大舉確實對科場舞弊者起到強大的威懾作用，此後五十年間，沒有科舉大案發生。然而，科舉是通往權力的門檻，給人帶來的誘惑實在太大，雖有重典在前，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很快就有人忘記了血的教訓。

康熙五十年（1711）為辛卯年，又是一個大比之年。這一年的秋天，康熙皇帝覺得天涼得格外早，早早就把冬衣披上了。其實，他自己也明白，這不過是他心理的作用而已，他還沒有完全從大學士張玉書病死的傷痛中恢復過來。

張玉書，字素存，號潤甫，江南丹徒（今江蘇丹徒）人，順治十八年（1661）中進士，時年二十歲，自此步入仕途。這一年，剛好是康熙登上皇位。之後的五十年，張玉書親眼見證康熙如何從一個受權臣鉗制的小皇帝成長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擒鰲拜、平三藩、打敗噶爾丹。對康熙皇帝而言，張玉書不僅僅是臣子，還是他成長過程中的夥伴。張玉書病死後，康熙皇帝親書挽章，又親作挽詩，並對身邊的親信大臣說：“朕自幼讀書，立志待大臣如手足。五十年來，許多大學士都以年老告辭林下怡養，朕常使人存問。凡在朝諸臣，朕待之甚厚，他們也矢忠盡力，歷數十年之久，與朕同白了須發。朕念宿學老臣辭世者辭世，告退者告退，每每傷心痛哭。”

實際上，真正令康熙皇帝悲哀的並不是這些同白須發的老臣的離開，而是他感到這些人辭世、告退的同時，也帶走了他人生中最輝煌最美好的時光。從謝世的人的身上，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未來。

確實，帝國的皇帝明顯地老了，“辦事殊覺疲憊，寫字手亦漸顫”，“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動轉非人扶掖，步履難行”。就在康熙皇帝最沮喪最孤獨的時候，傳來了本科江南鄉試舞弊的消息。而第一消息的來源，就是被他譽為“天下清官第一”的張伯行的奏疏。

辛卯年的江南秋闈鄉試，正主考官為副都禦史左必蕃，廣東順德人，康熙二十年（1681）舉人；副主考為翰林院編修趙晉，福建閩縣人。二人都是京官，為康熙皇帝親自挑選，派往江南主持鄉試。

左必蕃、趙晉二人一到南京，兩江總督噶禮便親來拜訪，禮遇甚隆，令左、趙二人大感意外。

這個噶禮來頭可是不小，姓董鄂氏，滿洲正黃旗人，清朝開國功臣何和禮第四代孫，母親還當過康熙皇帝的乳母。因為這種關系，噶禮升遷很快，康熙三十八年授山西巡撫。他在山西任上時，貪汙了數十萬兩白銀，並大肆收受賄賂，先後兩次被人告發，被多名禦史彈劾。但在康熙皇帝的庇護下，不但沒有被治罪，反而升為戶部侍郎，康熙四十八年授兩江總督。噶禮到江南上任後，為了樹威及鏟除異己，震懾江南漢人官吏，接連上疏彈劾江蘇巡撫於準、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漢，導致這些官員全部被罷免。蘇州知府陳鵬年代理布政使，因性格耿直，不肯逢迎噶禮，也被彈劾罷官。噶禮還不罷休，想借文字獄除掉陳鵬年，秘密上疏說陳鵬年寫的虎丘詩句中有怒氣，是反詩。康熙皇帝雖然年紀大了，對噶禮的胡作非為也一直采取聽之任之的態度，但他並不是真正的糊塗，因而沒有理睬噶禮的這道暗藏殺機的密奏。

正因為噶禮歷來狂妄自大、專橫暴戾，因而當他親自來拜訪江南鄉試主考官左必蕃、趙晉時，令二人受寵若驚之余，也開始隱隱猜到噶禮到來的目的——這個有名的大貪官是想趁這次鄉試大撈一筆！

左必蕃為人謹慎，也頗有遠見。盡管人人都知道當今皇帝公然容忍噶禮在江南大力排除異己、結黨納賄的行為，卻也派了著名清官張伯行來接任江蘇巡撫。這其中顯然別有深意，至少左必蕃是這樣認為的。

張伯行，字孝先，河南儀封（今河南蘭考）人。他出身富貴，家中相當有錢，卻沒有紈絝子弟的毛病，孜孜好學，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進士，歷任內閣中書、中書舍人、山東濟寧道。自步入仕途，居官一直清正廉明。張伯行在濟寧道任上時，正好趕上災荒之年，他便自己從河南老家運來糧食和棉衣，賑濟山東的老百姓。當時，康熙皇帝命按各道救濟災民，張伯行未經請示，便拿出倉谷二萬二千六百石糧食賑濟漢上、陽谷二縣。山東布政使責備他獨斷專行，打算上疏彈劾。張伯行說：“皇上有旨救災，不能說是獨斷專行。皇上如此重視民間疾苦，是應該以倉谷為重呢？還是以人命為重？”布政使這才打消了彈劾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