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在風寒（第3/13頁）

余玠，字義夫，號樵隱，蘄州人。出身貧寒之家，少年時求學於白鹿洞書院。他性任俠，喜功名，好大言，常常在書院外的茶肆高談闊論，議論朝政時事，為人側目。茶肆主人怕惹來禍事，多次相勸，余玠不肯聽。某日，二人終於起了爭執，余玠憤怒之下將賣茶翁推倒，致其死命。

他見鬧出了人命，急忙畏罪逃走，卻因受官府通緝，無處容身，便幹脆投筆從戎，投奔到淮東制置使趙葵麾下，作《瑞鶴仙》詞毛遂自薦：怪新來瘦損。對鏡台、霜華零亂鬢影。

胸中恨誰省。

正關山寂寞，暮天風景。

貂裘漸冷。聽梧桐、聲敲露井。

可無人、為向樓頭，試問塞鴻音信。

爭忍。

勾引愁緒，半掩金鋪，雨欺燈暈。

家僮困臥，呼不應，自高枕。

待催他、天際銀蟾飛上，喚取嫦娥細問。

要乾坤，表裏光輝，照予醉飲。

趙葵讀到詞後，很欣賞余玠的志向，遂留他在幕府作幕僚。余玠才幹出眾，很快因“明敏幹煉”擢升為作監主簿。

端平三年（1236年），即蒙古軍攻入四川腹心之地的這一年，余玠離開軍中，回家鄉奔喪守制，蘄州亦受到了蒙古人的進攻。余玠應地方官之召參加守城，以“弩火藥箭”和“弓火藥箭”等新式武器大敗蒙古軍。由於軍功顯赫，被迅疾起復，進官淮東制置司參議。未幾，再進工部郎官。

蒙古軍在南下反復受阻後，終於意識到水軍的重要，亦在開封一帶大造戰船，訓練水軍。余玠率領一支精幹水軍潛入敵後，一舉燒毀了蒙古軍的造船設備，如此有勇有謀之舉，令其名聲大噪，迅疾升為淮東制置副使。

淳祐元年（1241年），余玠奉詔入覲，慷慨道：“事無大小，須是務實。”向宋理宗面陳“固本強邊”二策：一是革除虛妄空談之習，動員國人強邊防敵；二是文武之士平等相待，一致抗蒙。

第一次入宮面聖，余玠便給皇帝留下了極好的印象。尤其他極力主張朝廷應該一改“重文輕武”的國策，重視武將，道：“如今稱行武之人為粗人，斥責為‘噲伍’。希望陛下對文武之士一視同仁，不要有所偏重。

有偏重則必會導致偏激。文武交相偏激，非國家福分。”由於外患嚴重，南宋王朝處於生死存亡之際，此議極符合時局需要，宋理宗稱贊他所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

也就是在這一年，蒙古軍再度攻蜀，長驅入川，包圍了南宋四川制置司所在地成都。四川制置使陳隆之堅壁不出。數日後，成都守將田世顯開門投降，蒙古軍突入城內，俘獲陳隆之，押赴漢州，令其詔諭南宋漢州守將王夔出降。陳隆之手書“城破被執”四字，並呼諭王夔堅守，結果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全家幾百口都被蒙古軍殺死。王夔率軍驅趕火牛突圍而走，漢州不攻自破，百姓慘遭蒙古軍屠戮。其他各路蒙軍四出抄掠，先後攻破西川地區嘉定、瀘州、敘州等二十余城，窮幽極遠，搜殺不遺，僵屍滿野，良為寒心，史稱“西州之禍”。直至十一月蒙古大汗窩闊台病死，蒙古軍方才退去。

面對如此局面，南宋朝廷急需一位能擔當大任者主持四川局面，宋理宗最終破格提拔了余玠，令其入蜀主持抗蒙大業，曉諭其“任責全蜀，應軍行調度，權許便宜施行”。

自蒙古軍攻入四川後，蜀地幾成白地，宋朝將吏各專號令，猶如一盤散沙，四川形勢已到了“命脈垂絕，形神俱離，僅存一縷之氣息”的地步。

余玠到任後，將制置司安置在重慶府，定為四川新軍政中心，先手書一聯置於制司官署外。其聯曰：“一柱擎天頭勢重，十年踏地腳跟牢。”表達了他勵精圖治的決心。大計既定，便雷厲風行地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經濟和軍事措施——實行“屯兵積糧，備學養士，輕役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大刀闊斧地整頓吏治，注銷擅自逃出蜀地的官吏虛位，選用能人補之；對固邊欲進有功的將士予以獎勵，對違令和畏縮者給予懲處。

最難得的是，余玠一月方到達四川，置司重慶，三月便出奇計殺死了蒙古總帥汪世顯，為南宋除去一心腹大患。短短兩月，便取得如此重大成果，著實令人刮目相看。余玠一夜之間名揚四海，成為眾望所歸的英雄人物，不僅蜀中軍民，南宋朝野上下均對其寄予厚望。

為了招攬人才，在民間廣泛征求防守四川的建策，余玠在府治東側設招賢館，並親擬《招賢榜》，文曰：“集眾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另書聯雲：“老子亦常來伺候，諸公聊復忍斯須。”榜出後，四方才人前往獻策者甚眾。余玠不厭禮接，言有可用，隨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禮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