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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五州之北，則是秦鞏之地。倘若南宋朝廷接納了汪世顯的歸附，那麽其統轄下的二十四城則成為三關五州的外圍防線，防衛形勢比吳氏兄弟鎮蜀時更有優勢。然而南宋朝廷內憂外患，苟延殘喘，執政者自己都喪失了信心，亦沒有眼光和胸襟來接納汪世顯，最終將其拒之門外，導致他轉投蒙古人的懷抱。

蒙古軍以斡腹之計兵出西南，盡管避開了水戰，但所面臨的困難仍然不少——四川多崇山峻嶺，不利於騎兵馳騁，加之地形復雜，自古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說法，對於不熟悉道路的蒙古軍而言，幾乎是寸步難行。而汪世顯非但坐擁秦鞏之地，且熟悉蜀口山川地形，足以充當蒙古軍入川的向導和先鋒。蒙古人一眼便看出汪氏的巨大價值，對其主動投降大喜過望，不惜賜予高官厚祿，傾力籠絡。

當時，蒙古大汗窩闊台立第三子曲出為太子，命其經略江淮，在正面戰場吸引宋軍主力。封次子闊端為西夏王，駐河西，主持入川軍政事務。闊端與長兄貴由、弟弟曲出同為第二皇後乃馬真所生，地位尊貴，這次作為側翼“斡腹奇兵”主帥統兵征蜀，顯是被父汗寄予厚望。他不像別的蒙古王子那般勇悍好鬥，有著罕見的和善脾氣，為人亦頗有氣度，曾任用大批西夏故臣和儒生作為謀士，著名者如西夏右丞相高良惠之子高智耀等。

闊端受命攻蜀，但他亦早聽聞蜀門天險難以攻克，正苦無良策時，汪世顯舉城投降，其所轄秦鞏之地正是入蜀的孔道，不由得令他大喜過望。他敏銳地意識到汪世顯正是入蜀的最佳引路人，為進一步籠絡人心，按蒙古習俗當場收汪氏為家臣，表示已視其為心腹，並欲娶汪世顯幼妹汪紅蓼為妃子，以聯姻來結成更加穩固的聯盟。不料汪紅蓼雖是弱質女流，卻是個剛烈性子，不肯趨炎附勢，以已與人有婚約為由，斷然拒絕了蒙古皇子的垂青。

聯姻雖不成，但絲毫沒有改變汪世顯效忠蒙古人的決心，他很快以先鋒的身份，率領其部汪家軍投入了蒙古軍進攻四川的戰爭。由於汪氏長年與蜀中通商，對四川邊備部署及入蜀山川道路了如指掌，極大增強了蒙古軍入蜀作戰的能力。為了盡快占領蜀境，蒙古軍兵分兩路：主力部隊由皇子闊端親自率領，由汪世顯引路，從正面進攻蜀口；另一路為側翼部隊，由宗王穆直率領，繞小道迂回南下，直接奔襲四川軍政中心成都府。兩路大軍事先約期，要在成都府會師。此為“斡腹”之計的又一次運用。

四川宋軍統帥是利州駐紮禦前諸軍統制曹友聞，為大宋開國名將曹彬十二世孫。他原是寶慶二年（1226年）進士，因武藝高強、熟知邊事，才改授武職。其人文武雙全，是一員虎將，外號“萬人敵”，自鎮蜀以來，曾多次以少勝多，力退強敵。四川制置使趙彥呐還專門為他制作了一面旌旗，上面繡著“遍身膽”三個大字，以配其外號。

曹友聞得知汪世顯降蒙、並引五十萬蒙古大軍攻蜀後，大驚失色，對其弟曹友萬道：“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眾寡不敵，豈容浪戰！只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因他手下只有三萬兵力，故集中兵力扼守仙人關。

而蒙古闊端一軍出大散關，直攻武休關，擊敗宋都統李顯忠部，旋即進入興元境內，預備攻占大安軍。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為南下通道。宋四川制置使趙彥呐擔心大安失守，急令曹友聞趕去支援大安，以保住蜀口。曹友聞認為仙人關才是蜀口之要害，即使蒙古軍突破大安，但因仙人關屯有宋兵，依然有後顧之憂，必然要在入蜀後先行攻打仙人關，到時宋兵以逸待勞，必可取勝。

趙彥呐或許明白這個道理，但他卻有他的顧慮——他曾全力為汪世顯保薦，請求朝廷準其歸附，然汪氏非但投降了蒙古，還成了敵方的引路人。那麽他為汪世顯作保這件事必會授人話柄，將受到朝中禦史的交相彈劾，罷官還是輕的，說不定還會落個抄家編管的命運。要想扭轉局面，只有全力以赴將蒙古軍拒之關外，盡快殺了汪世顯，因而死活不肯聽曹友聞的建議，一天中派出七名使者手持小紅牌，催促出兵。

曹友聞不敢違抗上司命令，只得勉強移師大安。因敵眾我寡，而大安一境唯陽平關雞冠山一堡可守，其余地勢一馬平川，正是蒙古騎兵所長、宋軍步兵所短，難以正面對敵。曹友聞決意以奇兵取勝——先派遣弟弟曹友萬、曹友諒引兵駐守雞冠隘，在上面多張旗幟，挖掘戰壕，準備堅守；自己則帶領一萬精兵連夜渡過嘉陵江北上，埋伏在山谷中，預備等蒙古軍攻打入蜀咽喉之地陽平關時，前後夾擊蒙古軍，以為犄角之勢。兩軍約定以鼓聲烽火為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