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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南宋置之不理的冷漠態度截然相反的是，剛剛興起的蒙古極為看重汪世顯的歸附，任命他仍然為鞏昌等處便宜都總帥，並賜予大量珍寶。

由於汪世顯及其家族在隴右極具影響力，且熟悉四川山川地形，其投降蒙古的重大戰略意義不久即顯露出來——

當時蒙古已經滅掉西夏和金國，要完成天下混一，除了西征之外，就只剩下偏安於東南的南宋王朝。南宋生於憂患之中，在金人金戈鐵馬的追殺中立國，從宋高宗開始，就奠定了屈辱求和的基調，“苟安”成為國策。雖偶有對金開戰之舉，但均只是皇帝或權臣轉移國內矛盾的政治需要，當政者從來沒真正有過恢復中原、還我河山的信心和勇氣，因而歷次北伐無一例外均以慘敗告終。自宋孝宗之後，南宋朝政日益腐敗，統治者只知醉生夢死，得過且過。到蒙古崛起時，南宋在位皇帝為來自民間的宋理宗趙昀，多年來碌碌無為，正忙著提倡扶植程朱道學，根本看不到強鄰的威脅和亡國的危機。而執掌朝政的權相史彌遠則恣意專權，大力打擊異己，朝政一片昏暗。又試圖趁金國疲於應付蒙古鐵騎之時落井下石，以雪百年之前的“靖康之恥”，甚至不惜與蒙古結盟，雖然成功滅金，卻也再次上演了引狼入室的悲劇。

端平元年（1234年）初，南宋與蒙古聯軍攻陷蔡州城，金國滅亡。

同年五月，蒙古大汗窩闊台召開忽裏勒台大會，除了決定派遣諸王長子西征外，還宣布要對南宋“躬行天討”。是年秋，蒙軍分兵三路大舉南侵，宋、蒙戰爭全面爆發。

然與之前無往而不利不同的是，蒙古軍南下攻宋相當不順利。南宋雖積弱已久，君臣習於苟安，愛國志士橫受壓抑，宋軍孱弱，力不足以禦侮，卻有橫貫東西的天然屏障——千裏淮河和大江。蒙古軍以騎兵見長，不習水戰，難以涉渡天險。起初對金國用兵時，蒙古軍亦曾為黃河所阻，“盤旋積歲，竟不能過黃河，以遂其不奪不厭之志”。後來還是有人暗中指點，告知“河之尾有路，可以轉入”，蒙古軍遂有先滅西夏，而後繞至河尾假道西夏西境攻金之策略。而最終蒙古滅金，仍是假道宋境，“逾積石，踐蜀境”，避開了黃河天塹，此迂回戰略即為著名的“斡腹之計”。鑒於蒙古軍在攻宋正面戰場上遭到了一系列的失敗，窩闊台決定還是采用斡腹的老辦法，即避開淮河、大江，出奇兵繞道西南，從側翼進攻南宋，巴蜀則被選為進擊的突破口。宋蒙開戰後不久，四川即淪為兩軍交戰的主戰場。

四川又稱“天府之國”，分為成都府、利州、潼川府、夔州四路，總稱四川路，此即“四川”得名的由來。它位於長江上遊，對中原成俯視沖決之勢，地位極為重要。春秋戰國時期，秦國起初只是關中之國，然其攻滅巴、蜀後，即對楚國等其他六國形成居高臨下之勢，中原局面頓時為之一變，關中之國最終沖出了函谷關，一統天下。入宋以後，四川更是成為朝廷的財賦重地，號稱“西門”和“後戶”，戰略地位不言而喻。

南宋初年，宋、金達成“紹興和議”，南宋讓出陜西地界，割商州、秦州大半予金，宋僅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等地，又棄和尚原、方山原，以大散關與金為界。如此，金人得“商秦之半”，直接導致大散關以內的西蜀地區與金境接壤，四川遂躍升為邊郡，成為布防重地。南宋在大散關南側沿東西向選擇了三處天然絕險之地作為關隘，駐兵設防。這三處關隘是武休關、仙人關和七方關。三關之外，又有五州，即階州、成州、西和州、鳳州和天水軍。三關和五州堪稱四川盆地的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名士高稼長期在巴蜀擔任地方官，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稱巴蜀“系天下始終”，而“蜀以三關為門戶，五州為藩籬”。

蜀口地勢險峻，有險可恃，易守難攻。南宋初年，名將吳玠、吳璘兄弟守衛四川，便是充分利用了地理優勢，屢敗強敵。當時金軍兵鋒極銳，一舉越過長江天險，追得宋高宗趙構逃亡海上，勢不可擋，大有橫掃天下之意，唯獨在進擊四川時，為吳氏兄弟所敗，遭受重創，最終不得不鎩羽而歸。金軍統帥金兀術亦中箭負傷，僅以身免。吳玠將所取得的戰果歸功於和尚原的險要地形，道：“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吳璘也稱：“當且依山為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