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自白書（第4/6頁）

我說服他換了名字。我雖有李東昌這一名字，但當時那般落魄，實在羞於使用。李源良雖然並不執著於此，卻也按我說的起了一個假名，用在了身份證上。

我們來到日本，負責矢田公司——也就是朝日產業的出口部門，但一切卻與此前並無不同。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工作還是全部由我處理。相較於塑料，李源良對美術展覽會和音樂會更感興趣。他似乎很喜歡東京，稱贊那裏文化氣息濃厚。我也很喜歡日本，因為這裏有真正的工業，令我獲益頗多——我覺得青年時代的夢想仿佛又重新復蘇了。

在矢田老人的關照下，我們在朝日產業的地位也還穩固，但公司的幹部們卻對如何對待出口部門抱有很大的疑問。這樣說，是因為當時有一家提供原料的財閥商社要求獲得出口的代理權。若將代理權轉讓，購買原料的資金周轉應該會變得輕松許多。如此一來，朝日產業的直接出口部門的存在不但變得可有可無，反而撤掉更好。

我十分擔心，李源良則依舊逍遙度日。不過，唯獨一件事令我感到頗為欣慰——席有仁在南洋的事業發展迅速，勢如破竹。對席有仁而言，戰後的混亂或許正好為他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他轉眼間便填補了戰時的空白，眼看著壯大起來，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

這樣的席有仁依然時常來信。有一次，李源良帶著事不關己的表情，開心地說道：“呵呵，那家夥也做得不錯嘛！”我心下驚愕，直直地盯著他幸福的笑容。對我們而言，席有仁的驚人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他在信中曾表示，他遲早會涉足外貿，叫我們再忍耐一陣——這對我們而言擁有何等重要的意義，難道李源良不明白嗎？對他而言，似乎得到外國著名音樂家所辦演奏會的門票更為重要。不過，沒關系，因為他是木偶，而我是木偶師。不用說，給席有仁寫回信是我的工作。於是，我頻繁地與席有仁聯系，靜待時機。

然而，李源良卻突然死於交通事故。為了準時趕去聽音樂會，他急匆匆地橫穿馬路，卻被一輛出租車撞飛。李源良之死令我覺得渾身都失去了力量。沒錯，他或許的確是我隨意操縱的木偶，但觀眾一直以來看見的都是這個木偶，沒有任何人知道藏在幕後的木偶師是什麽模樣。面對破碎的木偶，我茫然呆立，不知如何是好。

這個木偶曾在興祥隆銀行的董事會上發表創新性的意見。戰後重回上海後，他的銀行又絕望且奮不顧身地支援民族產業。然而，身為銀行主人的這個木偶，卻連紡織中最簡單的原價計算都不懂，只知熱衷於從揚子江公司的朋友手中得到外國唱片。被海量的資料和數字掩埋、拼命與官僚資本作鬥爭，以及過去那些創新意見的來源，都是我李東昌。流亡香港、飽經風霜、憂憤度日的又是誰？還是我。而李源良只知抱著胡琴，享受南國的和風徐徐！

即便如此，但人們會怎麽想呢？既是具有創新性的銀行家，又是火熱的愛國者，並且為了民族產業廢寢忘食、不懈奮鬥，最終光榮敗北的硬漢……這些頭銜都加在了那個木偶身上，實際上卻都是從我身上剝奪走的。

木偶碎了，一切便都結束了嗎？不，一切都與以前一模一樣，碎掉的不過是形骸罷了。

這很重要。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席有仁已經完成了外貿部門的準備工作，很快便要開展業務。而且，朝日產業的老東家去世後，新董事會經過內部商議，已經決定關閉出口部門——碎掉的木偶恐怕從未想過這些事。在李源良死去的一刹那，他腦中浮現的只會是幻想交響樂隊即將開始的華麗演奏，並為自己錯過這一機會而感到悔恨。也就是說，我那親愛的木偶根本不需要席有仁，需要席有仁的不是別人，正是我這個木偶師。

席有仁總在信中提及昔日的恩義，他之所以聯系李源良並打算提供工作，也完全是因為那件往事。而李源良一死，席有仁此生似乎便再也無法報恩了。果真如此嗎？實際上決定救濟瑞和企業的人究竟是誰？

我雖是木偶師，但如今木偶已碎，難道我不能出面成為新的木偶嗎？此前給予木偶那麽多的東西，如今不正是收回的時候嗎？

我成了李源良。這絕不是一件可恥的事。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一直被人們認為屬於李源良的東西，其實全都屬於我。我所做的並非奪取，而是收回。

我和李源良都沒見過席有仁，總是擦肩而過，也不曾互贈照片。確認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互相知道救濟席有仁的原委，以及二人通信的內容。說到李源良和席有仁之間的通信，我比真正的李源良更加熟悉。對於席有仁的一部分來信，李源良甚至從未讀過，而往南洋寫信的人一直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