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階級鬥爭的內戰：戰略需要還是“左”傾過激行為？

暴力也許嚇住了地主和自由派人士；親國民黨的作家在怯生生的論證中，提出中國的農業系統其實並不是“封建的”。也許通常他們是正確的。有人辯論道，將土地分成小塊分給個體的農民沒有意義，他們也許說得更在理。這些批評者主張：考慮到中國的人口密度和農業的落後，應該把集中化和現代化作為農村的當務之急。[109]然而，這些辯論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20世紀40年代的土改本身並不是終極目標，而是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的第一階段。如共產黨自己所說，土改還是這樣一個政策：在共產黨以鬥爭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他們寄希望於它來解決當務之急。為了探討共產黨是否真能如願以償以及他們的目的如何達到，我們必須回到本章導論中提出的主要問題。

1946年10月，毛澤東總結了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前三個月的經驗（共產黨將國民黨在7月開始的進攻作為計算日期的起點）。在評價土改在共產黨的防禦戰略中所扮演的角色時，毛寫道：

三個月經驗證明：凡堅定和迅速地執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即和我黨我軍站在一道反對蔣軍進攻。凡對《五四指示》執行得不堅決，或布置太晚，或機械地分為幾個階段，或借口戰爭忙而忽視土地改革的地方，農民即站在觀望地位。各地必須在今後幾個月內，不論戰爭如何忙，堅決地領導農民群眾解決土地問題，並在土地改革基礎上布置明年的大規模的生產工作。[110]

不幸的是，毛沒有詳細描述他所提到的土改過程。該過程似乎不像他在陳述中所說的那樣簡單和直接，但是手頭現有的資料不允許我們對土改的政治軍事上的重要性進行確切的分析。在這裏我們只能評價有關土改的主張，區黨領導讓幹部相信土改的正確性時使用的論證，以及1946—1947年在兩個不同區域實行土改的結果。

主張

從延安傳出的新華社電訊用具體的政治和軍事用語描述了土改運動。主題自始至終是一致的：窮人和無地者聚集在共產黨身邊，試圖為保護新分配到的財產與進犯的國民黨軍隊做鬥爭。一則來自冀南邯鄲的報道稱，在土改後，10萬農民加入了晉冀魯豫邊區的八路軍。自1946年秋，國民黨政府開始攻打該區域以來，土地被分配給了大約1000萬農民，占該區域農民總數的1/3。報道評論道，土改將農民聚集在了一起，他們試圖為保衛他們的家園和土地打退國民黨的進攻。[111]

另一則報告稱，在土改與戰爭聯系起來的地區，獲得的勝利是最大的。在山東沂源縣，共產黨一開始在雇用農民幫助軍事運輸上遇到了一些困難。在土改後，大量的農民自告奮勇地參與到這樣的工作中來，他們中有些人甚至想要退還收到的工資。[112]高密鎮附近的一個小村莊坐落在山東省膠濟鐵路沿線，與蔣軍的距離近到能聽得見他們的槍聲，土改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完成了。當國民黨軍隊進攻高密的時候，村裏的一名地主威脅說要報復拿走他土地的農民。為了回應這個挑釁，農民又一次召集會議，進一步清算賬目，將土地和糧食分給他們中最窮的32個。村民然後集中起來盡心盡力地保衛地方，將小孩和老人送到附近安全的地方，在通往村子的路口安排了志願守衛者巡邏。[113]

魯中的農民同時實行土改和發動對國民黨入侵軍隊的遊擊戰。在魯北的渤海區，幾千年輕人自願服兵役。膠東區在重新分配土地後，自衛軍隊據說在戰鬥力上翻了一番。[114]

土改之後，2萬名農民加入了蘇北地方軍隊。在蘇北，據報道每個村裏都有志願者作戰。[115]在晉察冀邊區，雖然該區域的重要城市張家口在1946年10月失守，預計土改還是加強了當地的防衛力量。[116]在西部的熱河省，土地改革就在國民黨軍隊行進進犯的路線上實施。幾千名農民隨後加入軍隊，又有幾千名加入當地志願軍保衛他們新得到的土地。[117]一份來自延安的報道概述了保衛陜甘寧邊區所做的準備工作——1947年3月延安被政府軍攻克，稱軍隊征兵和軍事訓練將和徹底的土改同時進行。[118]

記者李敦白從頭到尾描述了發生在陜甘寧最西邊的、一個叫蒙巴（音）的村子裏的故事。在該村莊，超過160戶佃農家庭與一名惡霸地主開展過清算鬥爭。地主的大部分土地被分給了他的佃農，地主則逃到了國民黨管轄區的邊境，揚言將打回來重新討回失去的財產。“當我們打回蒙巴的時候，我們要宰了這些佃農，我還要開一家人肉館子。”據說他是這麽放話的。八路軍和當地自衛部隊的志願報名者突然增多了。在共產黨軍隊趕去保衛邊境時，一位之前做了15年佃農的農民為軍隊組織起了一支擔架隊，而另一個農民建立起了一個食品站。[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