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1936—1938年“大清洗”（第2/5頁）

第二，使人數最多的勞動者階級農民，脫離了產生資本主義的個體經濟道路，走上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道路；

第三，在農業這個最廣大、最為人們必需而又最落後的部門，建立了社會主義基礎。

集體農莊不僅是經濟組織，在生產活動之外它還具有行政權利，未經許可莊員不得脫離，這樣就把他們牢牢“捆綁”在了農莊上，因而有人把集體農莊制度看作是“第二種農奴制”。1958年中國出現“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少人認為那是我們的一項偉大“創舉”（參見淩志軍《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其實在把經濟權利與行政權利集於一身，從而牢牢控制農民這一點上，斯大林領導的蘇聯“老大哥”早已走在我們前面。當時的蘇聯還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發展工業，尤其是發展重工業所需要的資金，大量是靠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用剝奪農民的辦法籌集和積累起來的，蘇維埃政權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靠的就是集體農莊這種據說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新生事物。

但是，農業集體化並沒有帶動生產的發展，原因很簡單：生產技術和裝備沒有跟上，管理不善，更大問題則是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挫折。根據《蘇聯國民經濟統計年鑒（1959年）》，開始全盤集體化以後蘇聯農業總產值不升反降，1933年降到最低點，只及1928年的81%。以後雖略有回升，也未達到1928年的水平。從開始全盤集體化到1940年，12年時間裏只有兩年農業產值高於1928年的水平。更嚴重的是糧食產量下降，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28—1933年），只有1930年糧食產量超過1928年水平。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糧食產量又低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糧食短缺仍然是困擾蘇聯的一大難題。

1932—1933年，由於糧食產量大減，許多地方，尤其是俄羅斯南部頓河流域、庫班地區和烏克蘭發生饑荒，受災人口約4,000萬，並且造成大量死亡。死亡人數已經無法準確知曉，不同估計最低的達500萬，高的達1,000萬。其中最嚴重的是烏克蘭，死亡人數估計在240萬至480萬之間，以致專門創造了一個組合詞來表示它：голодомóр，голод意“饑餓”，мóр意“災難”。值得注意的是，重災區正是蘇聯最主要的產糧區，而死亡的大量是種糧的農民。

除了經濟上的影響，農業集體化還對蘇聯國內政治生活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為它的矛頭不但指向富農，還指向被認為在黨內代表他們利益的“布哈林-李可夫集團”。布哈林的主要罪名之一便是主張“富農路線”，反對和阻撓實行農業集體化。他們主張的改造、而不是消滅富農的政策，被批判為“階級鬥爭熄滅論”。這樣，農業集體化就和斯大林的另一件大事“大清洗”緊密聯系起來了。

聯共（布）歷史上曾經有過多次“чистка”，指開除或讓不合格的黨員自行退黨，似乎可譯為“清黨”。例如，1921年就有約22萬黨員被清除出去，但那時清除與否主要看出身和對革命的貢獻，工人黨員很少有被清除的。1929—1930年間又有約10%的黨員被清除，到1933年，總共有80萬人被清除，不過這些人只是離開了黨組織，並沒有受到進一步的迫害。1934年12月1日列寧格勒州委書記謝爾蓋·基洛夫（1886—1934）遇刺身亡，斯大林宣布此事是“托洛茨基反對派”所為，隨即開始“大清洗”，在莫斯科先後舉行了三次公開審判（西方認為是“show trial”，作秀審判）。和以前歷次“清黨”大不相同，這一次不是只清除出黨就了事，許多人被逮捕、監禁，甚至被處死，尤其是原來位高權重的人。

第一次審判（1936年8月19至24日）也叫“16人審判”，因為主要被告除格裏戈裏·季諾維也夫（1883—1936）和列夫·加米涅夫（1883—1936）外，還有交通人民委員（交通部長）伊凡·斯米爾諾夫（1881—1936）、亞美尼亞共產黨領導人特爾-瓦岡尼揚（1893—1936）等多名高級幹部，總共16人。

季諾維也夫是烏克蘭猶太人，1917年10月23日俄共首次設立政治局，他就是正式委員。1919年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首任主席，被看作是列寧最重要的助手，1923年第12次代表大會和1924年第13次代表大會，都由他做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

加米涅夫從1917年起就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寧患病期間經常由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並且把個人档案資料交給他，讓他負責自己身後“全集”的出版工作。

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以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經與斯大林結成“三套馬車”，共同反對托洛茨基。他們與斯大林“結盟”不是沒有原因的，原來，1924年10月托洛茨基發表了對1917年革命進行總結的文章《十月的教訓》，其中提到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曾經反對布爾什維克武裝奪取政權。此前（1923年3月14日）卡爾·拉狄克（1885—1939）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列夫·托洛茨基：勝利的組織者》。在“三套馬車”看來，那是在為托洛茨基做列寧的繼承人制造輿論。為此，加米涅夫先後於1924年11月26日和12月10日在《真理報》上發表《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列寧是不是無產階級和革命的真正領袖？》兩篇文章進行反駁。但在托洛茨基被“解決”以後，兩人在工業化等一系列問題上與斯大林發生分歧，就輪到他們被送上審判席了，兩人被指控是刺殺基洛夫的主謀，還指控他們密謀刺殺斯大林及其他中央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