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戰（第5/14頁）

“很顯然，”我說，“我不遵守學生行為規範。”

水煙點好了。我連抽幾口，把煙在肺裏憋了一會兒才吐出來。一種清甜、柔和的味道和質感，讓人松弛。

我告訴她：“你知道，嚴格來講我沒看見他死去。我只是感覺到了。”她一言不發，只是看著我。於是我把煙管遞過去，她抽了一口。

“甜的。”她說，煙和她的話一同飄過來。她又抽了一口，一縷煙霧悠悠在她唇間漾開。然後她把煙管背向我們放下。

我不知道如何開頭，這很少見。我曾講過這個故事。大多是在酒吧裏，重點都放在最關鍵的那一刻，死亡。但那不過是數十萬起死亡中的一例。它只對於極少數人有意義。我。那孩子的家人。或許，我想，還有紮拉。

我需要從頭講起。按照軍中的習慣，我從地理方位開始。我向她介紹了“東曼哈頓”——費盧傑市內位於10號高速以北的區域。幾周前，4團3營已經搜遍了整個街區，從一個屋頂跳到另一個屋頂，對房屋逐一排查。與此同時，數千平民逃離城市，零散的抵抗組織試圖策劃一些行動。復活節星期日爆發了大規模沖突。每個人都認為那個復活節是個大日子，甚至也包括我。二〇〇四年，自我記事以來是美國復活節與科普特復活節第三次落在同一天，而在這天我看著一座城市被炸毀。

但隨後戰鬥被叫停，4團3營轉而固守民房，集中狙擊叛軍。每四棟房子裏就有一支狙擊隊。在圍城初期，他們每天都殺死十多個人。

我試圖把城市的氣氛也傳遞給紮拉——不僅僅是塵土、熱浪和恐怖，還有興奮。每個人都明白大戰將至，問題只是何時開始、死傷幾何。

“每天晚上，”我說，“那些人都會在喇叭裏廣播。‘美國把以色列的猶太人帶來竊取伊拉克的財富和石油。幫助勇士們吧。不要畏懼死亡。’”

作為心理戰特種兵，我告訴她，我們的部分職責是反擊那些口號。至少擾亂叛軍使其感到畏懼。號召和平多半是徒勞的，但宣稱“逆我者亡”卻可能讓一些人冷靜下來。

我告訴她我們在悍馬軍用車上綁了擴音器，以便擴大我方的宣傳範圍。我們散布威脅和承諾，還公布了一個電話號碼讓當地人報告叛軍動向。總有人向我們開槍。我沒告訴她那種感覺——躲在車裏，遭到槍擊時只能用聲音還擊；憤怒、無助，生命全掌握在護衛的步兵手裏。我只是告訴她我討厭那些行動。

我目睹有人死亡的那天早晨，我們再次攜擴音器出行，在4團3營占領的一棟樓後待命。抵達時我們才發現擴音器壞了。我的長官埃爾南德斯中士想盡辦法調試它們。

槍聲響起時——那是陸戰隊機槍分隊240G的低沉開火聲——我正站在樓內的一條走廊裏。我循聲望去，看見走廊對面開槍的陸戰隊員。他們散在我面前的房間裏，藏在靠裏的陰影中，槍口隱蔽地穿過破碎的窗戶。他們看上去那麽鎮定。被槍殺的人大概永遠不會知道陸戰隊在這裏。我沒聽到任何還擊的AK步槍聲。

“槍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開口道——不過聽上去過於硬漢。我想表現得真誠些，於是說：“事實上，我被嚇壞了，槍聲近在耳邊，卻什麽也看不見，除了那些士兵。”

我記得聽見那個房間的另一側走廊傳來一個聲音說“撤吧”，接著一名瘦削的黑人軍士作出回應。他佩下士肩章，嘴裏的一大團煙草讓他的臉變了形。

“好的，”他說，“他鐵定沒救了。”

實際端著機槍的是一名矮小敦實的士兵，他不住地說：“我打中他了，我打中他了。”似乎他自己也不敢相信。

那名瘦削的黑人軍士吐了口唾沫，說：“告訴戈麥斯我們分隊現在也百分百了。”他的意思是分隊裏每個人都殺過人了。這意味著那名矮小敦實的士兵剛剛第一次殺人。

“陸戰隊員覺得那是一件好事。”紮拉說。

“當然。”我說，盡管我意識到這個回答過於簡化了。那名下士似乎覺得不值得大驚小怪，甚至有些反感，但房間遠處角落裏的一名瘦高的士兵不住點頭，朝矮個士兵投去贊許的微笑。

我從陽台上擡頭看向外面。天色漸漸柔和。在日落前的最後一小時裏，每個人看上去都是最好的自己。

“然後那名矮個士兵看到我，”我說，“他注意到我的陸軍迷彩服。他喊了聲：‘嘿！那個心理戰的！’那家夥的腎上腺素仍在峰值。你能看出來。他的臉漲得通紅。他是在叫我。但我其實不該在那裏偷看這些士兵和他們的，我說不好……隱私。”

“隱私？”紮拉好奇地說。

“他們中最後一人終於幹了那事。”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