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派遣

我們對狗開槍。那不是意外，而是故意的，我們稱之為“史酷比行動”。我是愛狗之人，這件事在我心裏揮之不去。

第一次是本能反應。我聽見奧利瑞說：“天啊！”然後視野裏出現一條褐色的瘦骨嶙峋的狗，它舔著血，像它平常從碗裏喝水一樣。雖不是美國人的血，但畢竟是條狗在舔著人血。我想那是壓彎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之後我們殺起狗來再無顧忌。

當時你沒有時間想這些。你腦子裏想的是誰在那房子裏，他配備了什麽武器，想怎樣把你幹掉；你還擔心著自己的弟兄。你端著550米射程的步槍，一個街區一個街區地掃過去，常常在一間屋裏就能幹掉好幾個人。

等到總部讓你休整時，這些念頭才會冒出來。因此，你並不是直接從戰場回到傑克遜維爾[1]的商場。派遣任務結束後，他們先把我們送到沙漠中的後勤基地阿爾·塔卡德姆，讓我們稍微“解壓”。我不確定這個詞到底是什麽意思。我們猜“解壓”意味著在浴室裏一次次地手淫，抽很多煙，玩命打牌。然後他們把我們送到科威特，乘民用客機回家。

就這樣，之前你還在絕不是他媽開玩笑的戰場，現在卻坐回到舒適的座椅上，盯著頭頂上吹出涼風的空調孔，心裏嘀咕：“這他媽怎麽回事？”和其他人一樣，你的雙膝間架著步槍。有些海軍陸戰隊員還隨身帶著M9手槍。你們的刺刀卻全被收走了，因為飛機上禁止攜帶刀具。雖然洗過澡，你們看上去還是又臟又瘦。每個人都眼窩深陷，迷彩服破爛不堪。你就坐在那兒，閉上雙眼，開始回想。

問題是，你的思緒總是無法連貫。你不會去想：噢，我做了A，接著是B，然後C，然後D。你試圖想家，眼前卻出現叛軍虐囚室的場景。你看見櫃子裏的肢體殘片和那個關在籠子裏的智障。他叫起來就像只雞，腦袋已經萎縮到椰子大小。過了好一會兒你才想起醫生曾解釋說，那幫人往他腦袋裏灌了水銀。想想似乎也講不通。

你看見自己幾乎喪命的那些時候曾見過的畫面。破碎的電視機，還有那個穆斯林的屍體。血泊中的艾科爾茨。中尉對著無線電大喊。

你看見那個小女孩——柯蒂斯在一張桌子裏發現了她的照片。第一張照片裏，是個漂亮的伊拉克兒童，七八歲左右，光著腳，穿著美麗的白裙子，一副初次領聖餐的打扮。下一張照片裏，她穿紅裙、高跟鞋，化了濃妝。再下一張，同樣的紅裙，臉上已滿是汙垢，手握一支和她自己差不多高的槍。

我試圖想些別的事，比如我的妻子謝麗爾。她膚色白皙，手臂上長著細小的深色汗毛。她總覺得丟人。但那些汗毛很軟，很精致。

一想到謝麗爾我便忍不住愧疚。於是我會想想埃爾南德斯準下士、史密斯下士，還有艾科爾茨。艾科爾茨和我情同手足。一次我們曾攜手救下一名陸戰隊員。幾星期後，他翻一堵墻的時候，叛軍忽然從一個窗口冒出來，一槍打中了他的後背。

我就想著這些。我看見那個智障、小女孩，和要了艾科爾茨命的那堵墻。可我要說的是，我想了很多，很多，那些操蛋的狗的事情。

我也會想起我的狗，維卡。想起當時在流浪狗收容所，謝麗爾說，應該領養一條老一點的狗，因為沒人要它們。想起無論我們教它什麽最終都是徒勞。想起它如何嘔吐，吐出那些原本就不該吞下的東西。想起它自知犯錯地夾著尾巴低下頭，蜷起後腿溜走的樣子。想起我們領養它兩年後它的毛色開始變得灰白，臉上的白毛多得活像一叢胡須。

就是這樣。一路想著維卡和史酷比行動，在回家的路上。

或許你為殺人做好了準備。你用人形靶練習過，覺得實戰也沒問題。當然，我們也用所謂的“狗靶”練習。四號靶形，但它們看上去卻一點不像那些操蛋的狗。

殺人其實也不容易。初出茅廬的陸戰隊員總以為自己是蘭博，但這事可不是他媽的開玩笑，只有老手才做得來。通常如此。那次我們發現一個瀕死的叛軍，喉嚨裏咯咯作響，口吐白沫，渾身顫抖，情況不能更糟了，你知道。他的胸腔和骨盆被7.62毫米子彈擊中，眼看就要斷氣，但帶隊的副連長還是走上前，抽出卡巴刀，劃開了他的喉嚨。他說：“還是用刀殺人好。”士兵們面面相覷，仿佛在說：“這他媽開玩笑吧？”沒人預料到副連長會有這一手。但新兵們早晚都得見識。

在飛機上，我也想起這些。

想想還真可笑：你手握步槍坐著座椅上，身邊卻一顆子彈也沒有。隨後飛機在愛爾蘭降落加油。舷窗外濃霧彌漫，一個鬼影都看不見，但你知道：到了愛爾蘭就一定有啤酒。航班機長是個沒當過兵的混蛋，居然一本正經地宣讀起軍規：回到美國本土前你們仍視為在崗，因此禁止飲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