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漢儒評秦（第2/5頁）

第二點：大臣失語。

秦始皇兼並六國之後，帝國的上層政權中不是沒有深謀遠慮的智者，也不是沒有能夠匡正秦始皇過失的大臣，只是忠臣們已經患了集體失語症（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

第三點：不施仁義。

賈誼在《過秦論》中非常肯定地談到了大秦帝國滅亡的一個根本原因是“仁義不施”。他從儒家立場出發，點到了大秦帝國二世而亡的一個死穴。

賈誼非常明確地指出：秦國在兼並天下之時表現得非常強大，在取得天下之後不施仁義，攻取天下與掌管天下之時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所以大秦帝國由強大而變得非常脆弱！仁義之政是謂德政。秦始皇不行仁政是大秦帝國的一大失策。

第四點：民心盡失！

《過秦論》通過秦取天下時的強大與失天下時的弱小相對比，發現秦失天下的症結在於人心盡失。由於秦的暴政苛法，“自君卿以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鹹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天下百姓人人自危，所以，陳勝一呼，萬夫響應。如果民心穩定，“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

賈誼對大秦帝國速亡的分析有沒有道理呢？

第一，關於“三主失誤”。賈誼認為秦始皇對大秦帝國的速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秦二世是沿襲秦始皇的錯誤不加悔改，秦王子嬰是孤立無奈。

應當說，這個分析是恰當的。

我們看看掌權時間：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從二十二歲親政到五十歲病故，實際執政長達二十八年；秦二世在位僅僅三年；秦王子嬰繼位僅四十六天。單單從時間上看，對於大秦帝國的速亡，秦始皇絕對難辭其咎。秦二世在位雖只有三年，但是，這三年大秦帝國政治極度混亂，加速了大秦帝國的滅亡。到秦王子嬰繼位，秦始皇的兒女全部被殺，重臣能臣全部被剪滅，秦國無人可用，無兵可用。唯一可以支撐殘局的章邯也在此前被秦二世逼降項羽。所以，真正失誤的只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秦王子嬰只是無力挽狂瀾於既倒。因此，賈誼對秦始皇、秦二世的問責是有道理的。對子嬰，賈誼並未苛責，看法也極有見地。由於秦始皇負有主要責任，所以，討論大秦帝國的速亡實際上就是對秦始皇的評價。

第二，關於“大臣失語”。賈誼認為，大臣失語是大秦帝國速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個看法點到了命門上。不過，賈誼並沒有把這個問題講透，而且，他也不可能把這個問題講清楚。

為什麽“大臣失語”關乎國家要害？因為它關系到帝國制度的自我修復能力。

秦始皇個人犯錯誤並不要緊，如果秦始皇創建的皇帝制度是一個完善的制度，它自身一定會有一種自我修復功能，能夠給皇帝以必要的修正。

綜觀中國古代的皇帝制度，挽救一個帝國敗政的途徑主要有三種：一是皇帝罪己，二是大臣勸諫成功，三是皇帝易人。

第一種，皇帝罪己。這一種方法最為不易，當皇帝者必須痛切認識到自己的過失，而且有認錯改過的決心（至少能裝裝樣子）。漢武帝就是下“罪己詔”改變治國過失的皇帝。漢武帝即位之後，發動了長達四十年的對匈奴的作戰，造成了天下人口銳減、財力匱乏的嚴重局面，整個社會都處於動蕩崩潰的邊緣。在這一危急時刻，漢武帝當機立斷，下罪己詔，檢討自己的過失，與民休息，大大緩和了嚴重激化的社會矛盾，維持了社會的穩定。

第二，大臣勸諫成功。這種情況最多。皇帝制度下的自我調整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大臣的勸諫。後代帝王還設置專門的諫官言官，負責對皇帝的施政進行勸諫。

第三，皇帝易人。皇帝制度是典型的終身制。老皇帝總是要站好最後一班崗，生命不息，戰鬥不止，小車不倒只管推；所以，老皇帝不死，新皇帝不立，老皇帝的弊政就不能終止。皇帝易人有三種模式：一是皇帝死亡，二是宮廷政變，三是易代易帝。

但是，這三點都不容易。

先說皇帝死亡。皇帝死亡不是一廂情願的事，生命的代謝有它自己的規律，因此我們不可能指望一位昏君盡早過世。

既然昏君不死，那就只好以另一種辦法，人為地除掉他。這就是政變！

政變具有極大的風險，而且，即使政變成功誰也無法保證繼位的皇帝一定是一位明君。

最後一招就是通過易代易帝。這在中國歷史上有兩種模式：一是自下而上的民變，或者稱之為農民起義；一種是通過自上而下的軍事力量逼迫皇帝退位。司馬炎代魏建立西晉王朝，趙匡胤代周建立北宋王朝，都是易代易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