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匿名氏”駁詞與“救國團”通電（第4/4頁）

比較而言，“匿名氏”駁詞和“救國團”通電出自洪述祖之手，或洪述祖為幕後主使人的可能性極大。其一，洪述祖剛剛於3月6日在天津致函應夔丞唆使其對宋“乘機下手”，3月7日就有人在北京向《新紀元報》投出《駁宋遯初演說詞》，而洪述祖又恰好於當日“由津晉京”，[233]這恐怕不能以巧合視之，極有可能該篇攻擊文字在天津已經寫好。其二，洪述祖是內務部秘書，是袁世凱之私人，與唐紹儀、趙秉鈞也都很熟悉，並曾參與南北議和，對於政府應對庫倫獨立及與銀行團交涉借款等事，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情況，但又不可能完全了解內情，而這恰與“匿名氏”駁詞和“救國團”通電內容似是而非的特點相符。其三，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新紀元報》於3月8日、9日、10日連載“匿名氏”《駁宋遯初演說詞》的這幾天當中，洪述祖面見袁世凱，挑唆謂：“總督行政諸多掣肘，皆由反對黨之政見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234]可以說內外兩方面動作相互配合，意圖十分明顯。至於“救國團”通電以一等電（即致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等）發出，其手法與洪述祖假托中央名義拋出“燬宋酬勛位”，如出一轍。洪述祖作為政府中人，完全可以憑借其地位或通過收買報館而刊出此電，《民強報》被洪、應收買就是一例。另外，洪述祖在1912年10月24日寫給應夔丞的第一封信中，就商量過幫人收買北京報館之事，信中寫道：“京中報館前說四家，請開示名目，吾弟可告知前途來通機關。”[235]雖然後來二人往來函電中未再談到此事，但以洪述祖在京津一帶的活動能量，在報上刊登一篇匿名駁詞和一則一等電報，並不是什麽難事。

由此，我們可以大膽做一推斷：“匿名氏”駁詞與“救國團”通電，實際上出自洪述祖之手，或由洪述祖做幕後推手。他一方面通過3月6日函唆使應夔丞在發現宋教仁有“激烈之舉”時“乘機下手”，另一方面通過發表所謂“匿名氏”駁詞和“救國團”通電，激起宋教仁的反駁，而這恰又成為洪、應眼中的“激烈之舉”。因此，應夔丞才在3月13日函中向洪述祖“裁呈”《時報》的相關文章，以及宋教仁3月9日在國民黨寧支部歡迎會上的演說，並且在3月14日致洪述祖電文中報告“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236]所謂“頃又四處擾亂”，即指宋教仁繼3月9日在寧演說之後，又於3月12日在《民立報》刊登《駁某當局者》，並於3月13日在尚賢堂再次發表演說，就如何分劃國家行政與地方行政闡述意見，認為“中央集權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權制亦不宜”，應當取折中辦法，“以對外的消極的各政務歸之中央，以對內的積極的各政務歸之地方。其地方制中，則尤注重於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參與施政，以重民權”。國家行政與地方行政範圍確定，國家稅與地方稅之劃分始有所依據。[237]這種中央、地方分權，重視民權的主張，毫無疑問會招致官僚黨的仇視。

就這樣，宋教仁於不知不覺當中，一步步走向洪、應二人設下的刺殺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