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崛起（第4/11頁）

其二，西方列強對日本的經濟排擠。

隨著工業化的躍進，日本日益需要從海外進口物資和向海外開辟市場，但歐美國家紛紛高築關稅壁壘保護自身產業，面臨人口過剩、資源貧乏、資金不足的日本，逐漸被從世界市場上排擠出去，生存從根本上受到了威脅。

其三，中國的排日運動。

認為中國收復國家權利的運動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自決運動相結合，矛頭直指日本，排日政策同時為中國提供了統一國家的手段，抵制日貨運動彌漫中國，發展到了叫喊要收復旅順大連和南滿鐵路的地步，終於釀成滿洲事變的爆發。

這就是服部卓四郎在《大東亞戰爭全史》中提出的日本轉向法西斯的緣由。

核心其實就一句話：都是別人的錯。

侵略別的國家，占領別國土地，屠殺別國人民，掠奪別國財富，不但不應由日本負責，日本自己還滿肚子牢騷、滿內心委屈、滿腦袋不服。至於日本應負什麽責任？一點兒也沒有。“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珍珠港”事變竟然都是別人的不是，沒有日本的不是。

這樣的書竟然被選定為日本的教科書，看來還不僅僅是用島國國民性的狹隘來解釋那樣簡單。如果早些把這些堂堂正正的法西斯理由、戰爭理由炮制出來，當年的日本為什麽還要無條件投降呢？

日本現在年年在廣島原子彈爆炸那天為日本的戰爭受害者搞和平祈禱，卻從來不為其發動侵略戰爭死難的中國人、朝鮮人、菲律賓人、馬來西亞人、印度尼西亞人、越南人、泰國人、緬甸人這些戰爭受害者的和平祈禱。只記住兩顆原子彈，只記住自己受了原子彈之害，忘掉當年雪片一樣支持法西斯分子的信件，忘掉主動願意嫁給他們的姑娘，忘掉剁下來泡在酒精裏的那些手指，忘掉當年張燈結彩、扶老攜幼為其軍隊攻城奪地而歡呼、遊行、慶祝，能夠總結出真正應該銘記的教訓嗎？如果僅僅祈禱把和平和生存留給自己而不在乎別人的死亡和苦難，甚至還要刪改教科書中的有關記載，甚至再編纂那些滿紙謊言的所謂“教科書”，軍國主義真的能夠在日本根絕嗎？我們也有一些“胸中有數（各種各樣的統計數字）、目中無人（國民特質、思維習性）”的學者，認為日本轉向法西斯的原因雖然在內部，卻主要是少數軍人不滿現狀所致。認為1921年華盛頓九國會議後，日本開始實行裁軍，軍費由1921年的7.3億日元下降為1930年的5億日元以下，減幅達40%，引起軍人的強烈不滿。“對於職業軍人來說，除了軍事以外他們沒有其他特長，裁軍等於砸他們的飯碗。此外裁軍以前職業軍人是社會上最受尊敬的人，軍隊是最光榮的職業。但裁軍開始後，職業軍人一下變成社會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學生不再報考軍事院校，一些飯店甚至拒絕穿軍服者進入。裁軍給職業軍人們帶來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東郭先生一樣善良的學者又為對方想出一條多麽絕妙的出路：軍費削減竟然也成了轉向法西斯的理由。前者說轉向法西斯不是日本的選擇而是美、英、中迫使日本作出的選擇，後者說即使是日本的選擇，也是日本軍人的選擇而不是日本民族和日本國家的選擇。

法西斯禾苗為什麽在日本長得如此茁壯、如此瘋狂？其土壤在哪裏？養分是什麽？根須在何處？僅僅是少數壞分子蒙蔽了廣大人民群眾？

以少壯軍官為主的日本昭和軍閥集團的瘋狂，根源於日本社會情緒的瘋狂。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熱血青年。都想用熱血開辟出一條理想的前進道路。但一個人會走入誤區，一代人也會走入誤區，甚至包括一個民族。導致整個國家轉向法西斯的責任，絕不能僅僅歸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遠東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的幾個甲級戰犯。當俄國的熱血青年推翻了羅曼諾夫王朝，實現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國的熱血青年推翻了愛新覺羅王朝，實現了1911年辛亥革命，並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後開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日本卻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

1926年12月25日，當北伐軍正在中國大地摧枯拉朽、莫斯科的斯大林與托洛茨基正就中國革命問題爭辯不已的時候，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裕仁即位，改元“昭和”。由此開始了一場以少壯軍人為前導、以清除腐敗為旗號、將整個日本拖入法西斯深淵的“昭和維新”運動。

這夥少壯軍人也是日本的熱血青年。他們對日本現存社會充滿了批判。但他們批判的武器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

青年軍人組織櫻會在宗旨書中說：“我們必須首先指出作為國家核心的執政者們的重大責任。”“他們無視自己的職責，在施行國策中缺乏雄心，毫無振興大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只是醉心於謀取政權、財物，上瞞天皇，下欺百姓，政局洶洶，腐敗已極。”“社會即將沉於汙穢的深淵，高級當政者的悖德行為，政黨的腐敗，資本家不顧大眾利益，華族不考慮國家將來，宣傳機關導致國民思想的頹廢，農村凋敝，失業，不景氣，各種思想派別組織的活動，糜爛文化的擡頭，學生的缺乏愛國心，官吏的明哲保身主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