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圍剿”

李立三把舵的船，是一艘既勇猛奮進又劇烈搖擺的船。被稱為蔣何的蔣軍與被稱為“朱毛”的紅軍在紅色根據地迎面相撞，皆是戰將如雲。建議碉堡政策圍困朱毛的並非德國顧問，而是朱德雲南講武堂丙班二隊的同學金漢鼎。

 

一、李立三驚醒了蔣介石

 

中國革命中最驚心動魄的搏擊，莫過於蔣介石的“圍剿”與毛澤東的反“圍剿”。

 

1927年4月12日得手以後，蔣介石沒有想到對付共產黨人還需要“圍剿”。

 

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圍剿”。

 

後三次不得不親任總司令。連“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都無暇顧及。一心一意、專心致志地“先安內而後攘外”、“攘外必先安內”。

 

最後一次不得不動用其所能動用的全部力量。

 

直到被張學良“兵諫”於西安了，鬧到如此大之不可收拾的局面，還感嘆最後就差兩個星期。

 

“剿共”不成，對蔣來說確實是痛惜之情溢於言表。

 

與共產黨的對抗最初卻頗為順利。從1926年“三二〇”中山艦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他屢屢得手，沒有費多大的心思。

 

“中山艦事件”後，共產黨人被迫退出第一軍、退出國民黨中央，接受“整理黨務案”，全面退讓。

 

“四一二”，“清黨”，“寧可錯殺，不可錯放”，共產黨人更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仿徨的、動搖的紛紛脫黨，還有的公開在報紙上刊登反共啟事，帶人捉拿搜捕自己的戰友。

 

陳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員出賣而被捕。

 

趙世炎則被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帶領包探上門抓獲。

 

叛徒何芝華出賣羅亦農，僅為弄到一筆美金和兩張出國護照。

 

部分共產黨人的信仰在這個非常時刻，變得如此廉價。

 

也如此昂貴。

 

蔣介石幾乎是不加懷疑地認為：共產黨垮掉了。當初他在黃埔軍校歸勸學生們信仰三民主義的時候也算苦口婆心，不厭其煩；現在面對潮水一樣的“投誠者”，他連見都不要見。

 

那是蔣總司令空前成功的一年。緊接著海陸豐起義、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黃麻起義、廣州起義又相繼被鎮壓，他更認為共產黨作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基本被消滅，剩下鉆山為“匪”的小股隊伍已不足為患了。

 

於是他騰出手來，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下半年，收拾張作霖、張宗昌，收拾唐生智、李宗仁，收拾馮玉祥、閻錫山，三年時間用於軍閥混戰。

 

湖南總工會委員長、中共湖南省委代書記郭亮的頭顱被高懸在長沙城門口示眾之時，魯迅就說過：“革命被頭掛退的事是很少的”，“不是正因為黑暗，正因為沒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麽？”

 

蔣介石不懂這些。所以他萬萬想不到，在其軍事力量空前壯大、政治權勢空前膨脹的這三年，那些被他驅趕到偏遠山區的星星之火，卻成為他真正的、最終的掘墓人。

 

最先驚醒他的，是計劃“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李立三。

 

李立三革命之堅決與脾氣之暴烈，盡人皆知。

 

1920年初赴法國勤工儉學，別人不願幹的爐前翻砂工，他幹，出大力流大汗。師傅是法共黨員，21歲的李立三從師傅那裏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積極參加到學生運動和爭取華工權利的鬥爭之中，而且情緒激昂，感染力極強。提到反動勢力，就喊：“推翻！打倒！殺掉！”因敢闖敢拼，留法學生送他個綽號叫“坦克”。

 

1922年春節，李立三回家探親。其父李鏡蓉以為他剛剛從法國回到國內，便問：“你留學回來準備做什麽事？”

 

李立三答：“我要幹共產！”

 

李鏡蓉不知道，此時他的兒子正在安源路礦發動工人大罷工。

 

他聽了李立三的回答暴跳如雷，“這純屬胡來！是自己找死！人家督軍有那麽多兵，那麽多槍，你們幾個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

 

李立三答：“軍閥有槍，我們有真理，有人民，我們死了不要緊，犧牲了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來革命，革命一定成功！”

 

整個春節在父子的爭吵中度過。

 

李鏡蓉後來逢人便說：“這個兒子是舍出去了，只當是沒生他吧！”

 

李鏡蓉害怕督軍的暴力。幾天前湖南勞工會領導人黃愛和龐人銓剛剛被趙恒惕殺害於長沙瀏陽門外。其實李立三也是一樣，如果沒有工人保護，李鏡蓉的這個兒子也必被舍在了安源。

 

當時安源煤礦總監工王鴻卿探知路礦俱樂部主任李立三是罷工首領，出600大洋找人刺殺李立三。工人們得知，從早到晚把李立三團團圍住，必須出面的時候，也總是跟隨幾十個工人把他圍在中間，談話超過十分鐘就動手把他擁起就走，使對方無條件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