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圍剿”（第2/31頁）

李立三用暴力回應暴力。罷工談判最關鍵的階段，路礦當局完成“草約”十三條後又想耍弄陰謀。李立三站起來說，“我們讓步已到最大限度，當局接受此條件就復工，否則我就離開礦區，聽憑工人們自由行動。”路礦當局一聽“自由行動”，想必就是暴動。礦長李壽銓在日記裏說：“事急如此，設有暴動，千數百萬之產業，即不能保……唯有姑訂條件開工以息其風。”

對安源罷工的勝利，劉少奇說“這實在是幼稚的中國勞動運動中絕無僅有的事”。

這一勝利對全國工人運動影響巨大。京漢鐵路罷工失敗後，各地工會組織全遭封閉，被迫轉入地下，唯有組織嚴密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工人階級勢力強大，反動當局不敢貿然鎮壓。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說，安源路礦是碩果僅存的世外桃源。

李立三為中國工人運動作出重大貢獻。但他並不因此飄飄然。後來在給要求他留任俱樂部主任的工人們的一封信中，他說：“群眾終有力量，團結終有力量，個人決沒有力量。”“只要認識了社會主義，就不要認識哪個人了。”

成功的安源煤礦大罷工使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發展，1924年末中國共產黨只有黨員900人，其中安源煤礦的黨員就達300人。

李立三1926年又到武漢領導工人運動。在武漢，船工出身的向忠發只是名義領袖，實際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當時人們說，只要向忠發、李立三一聲令下，武漢三鎮30萬工人要進可進，要退可退。

李鏡蓉少了一個叛逆的兒子，革命卻多了一員不妥協的猛將。

這員猛將對中國革命貢獻決不僅僅止於工人運動。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在“李立三”一條中評價說：“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後，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並擔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革命委員會委員和政治保衛處處長。”

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第一槍的八一南昌起義，李立三決不僅僅是個參加者，更是這一起義的最早提出者。

大革命失敗後，他堅決主張用革命暴力回擊反革命暴力。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改組，陳獨秀停職，鮑羅廷指定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五人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職權。

開始並沒有南昌起義計劃。臨時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黨組織轉入地下和中央機關經九江撤退到上海。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書長鄧中夏被先期派去九江，部署中央撤退的同時，考察利用張發奎的“回粵運動”打回廣東以圖再舉的可能性。

李立三到九江後，三下兩下把籌劃撤退的任務變成了組織武裝起義。

7月20日，他與譚平山、鄧中夏等在九江舉行會議，認為依靠張發奎的“回粵運動”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即使回粵成功，也由於我黨開始實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同張發奎的破裂同樣不可避免。因此應該搞一個自己的獨立的軍事行動，“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運動二十軍與我們一致，實行在南昌暴動，解決三、六、九軍在南昌之武裝。在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兩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來號召”。

這是舉行南昌起義的最早建議。

第一次九江會議舉行前，中央已經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但如何武裝反抗，在何時、何地舉行何種起義，沒有進一步的計劃。李立三在這次會議上果斷提出南昌暴動，是一個不可抹殺的重大歷史功績。

會議一結束，李立三、鄧中夏立即上廬山，向剛剛到達的鮑羅廷、瞿秋白、張太雷匯報。

鮑羅廷沉默不表態。瞿秋白、張太雷則完全贊成。

此時共產國際新任代表羅明那茲到漢口，漢口傳來要召開緊急會議的消息。李立三立即請準備去漢口開會的瞿秋白將此意見面告中央，請中央速作決定。

中央指示未到，李立三照樣行動。他7月24日下山後立即搞了第二次九江會議，決定葉、賀部隊於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舉行暴動。然後再次電請中央從速指示，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

今天回過頭來看，如果沒有第二次九江會議，不但起義時間很難說，起義地點也很可能不在南昌。

周恩來在武漢首先得到李立三的報告。中共中央兩次召開會議討論南昌起義問題。最後同意舉行暴動，但對暴動地點提出另一種意見。認為可將地點選在南潯，而不是南昌；同時派周恩來立即自漢口赴九江。

7月25日周恩來到九江，召集第三次九江會議。在會上傳達：中央常委和國際代表同意在南潯一帶發動暴動，然後由江西東部進入廣東會合東江農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