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4　努力反思的維爾納（第3/4頁）

祖父對我原原本本說了一遍，他很平靜，沒有仇恨，沒有責備，也沒有痛苦。祖母則激動得多，她不斷插嘴說：“我的親生兒子，誰能想到幹出這種事。”然後他們倆幾乎吵了起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們爭吵。但是祖父為父親找借口。他盡量向我解釋當時的情況，以及父親的處境，他根本不聽對父親的批評。

我簡直要垮了，一句話也沒說。不知怎麽，我不能理解這一切。一個人告發另一個人，而他們是一家人。那一天我發現很難正視祖父，好像我對父親的所作所為也有一份責任，替他坐在那裏，充滿恥辱和內疚。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回家，當面問問父親：“你怎麽能對我做這種事？”是的，對我。從此以後，我和祖父在一起，再不會那麽自由自在、無拘無束了。

我第一次感到父親的事並不僅僅是一個故事。我突然意識到父親的所作所為也會成為我的一部分，即使那時我還沒有出世。為不是自己做的但恰恰是自己親生父親做的事感到內疚，對我是個意外的打擊，而且在我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擊中了我。

很久以後，我還從這件事中吸取了另一個教訓。當然，我以前也知道在納粹時期發生的事情，一家人互相告發並不是聞所未聞。但是在此之前，那只是傳說，是發生在別的地方別人身上的事情。只有涉及到我的父親和祖父，這才成了我個人的事。我再也沒有出路，也無法逃到別人的故事裏去，更不能只是對陌生人的暴行搖頭了，我的親生父親突然之間成了他們中的一員。

我告訴班裏的同學這件事，以自己親人的個人命運為例說明如何將理論變為現實。它使我認識到法西斯的陳腐，認識到一個既有納粹又有共產黨的家庭的日常生活是多麽殘酷和庸俗。

這是一個什麽樣的家庭啊？告發自己的繼父，自己親生母親的丈夫，而且心裏明白他可能會因此而被判處死刑，一個如此狂熱的納粹，竟然告發自己的家人。在那以後，他被派往一個集中營當軍官，或許這還是對他背叛家庭的獎勵，但他僅待了一天，就自願上前線了。他在戰場上失去了一條腿，完全靠運氣活了下來。

當我終於以我所得知的一切面對父親時，他用那雙疲倦的眼睛看著我，然後起身離開房間，此後我再也沒有提起這事。父親根本沒有能力談論這事，因為他無話可說。他只會說幾句關於天氣和食物的話。每當談話涉及到政治，他就住口，母親也一樣，她其實是個很愛說話的人。這是一面我無法打破的墻，也許我也不想打破。從某種意義上講，我明白我不會太過分。他們倆顯然商定對某些事緘口不語。即使父親不在家時我問母親，她也只會說：“沒有用，維爾納。饒了我們吧。如果你想逼他，他會變得更沉默。”於是我只好這樣了。

高中畢業後，我繼續學習社會學和政治學。我從祖父那裏受的教育當然被證明是非常寶貴的，六十年代的學潮對我來說並不突然。我參加了托派組織、示威遊行、散發傳單，向一些無名的雜志投寄政治文章。我們決心使工人和革命學生實現歷史性的聯合。遺憾的是，我們想解放的受壓迫的群眾對此不感興趣，我們去工廠時，他們還打我們。

我那時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們從不批評我。只要有時間，我還是經常去看望祖父。他對我的政治活動不那麽熱情，而且說我應完成學業以後再去幹革命，反過來不合適。

祖父越發年老體弱了。他看報已有困難，要等我來讀給他聽。但事實上，他自己不能看報並不妨礙他發表議論。

祖父是1975年去世的，他差不多九十歲了。幾個月後，祖母也去世了。1976年我父親去世。在一年時間裏，我失去了三個親人，只剩下母親，她現在還活著。

我畢業後和烏爾萊克結了婚，並在法蘭克福的大學裏謀到了一個教職，我們和兩個女兒住在那裏。

我把全部精力用於教書，組織關於法西斯的研討會，關於抵抗運動的講座，到集中營去參觀，等等。我什麽事都嘗試了。就連最近幾年向右轉的趨勢也沒有嚇住我。在大學裏，我們可以感到風向變了。沒有人妨礙我們，沒有人幹涉我們的課程，但是當涉及到研究計劃的資助時，顯然可以看出哪些項目被認為值得，哪些被認為不值得。最使我煩惱的，是人們認為納粹和共產黨是一路貨。在和同學們的討論中，可以看出這種觀點多麽普遍。他們甚至證明共產黨是兇手。我經常在我組織的研討會上聽到這種論調。如今二十歲的青年當然大都不是右翼分子，絕大多數也肯定不是新納粹。但他們對於抵抗運動持懷疑態度。反抗國家似乎是卑鄙的、肮臟的，正派人不應做這種事。似乎今天的年輕人害怕有一天他們可能要保衛自己。有的學生甚至對我提出控告。他們不想聽一個共產黨人授課，他們覺得那不夠客觀。問他們為什麽認為我是共產黨，他們說我總是強調共產黨在抵抗納粹運動中的作用。他們不願接受這一歷史事實。就在同一個研討會上，我們還討論了那些被處決的抵抗戰士，即五十年代被斯大林主義者殺害的抵抗戰士，他們根本不管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