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1　生活在過去的埃貢

中學畢業那天，我對母親說我要學醫，我感到這對她是當頭一棒，她看著我，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只說了一句；“孩子，請不要這樣對待我！”

她就是不希望如此，無論如何。我告訴她爭論沒有用，我已下定決心，要像父親那樣成為一個優秀的醫生，不管人們指控他幹了什麽。

母親只是不想相信我。她悲傷、哭泣、自言自語，我一個字也聽不明白，可我猜想無非就是那一套，我並不是真地想聽她說什麽。我知道其中的來龍去脈。我父親，就因為他的職業，給全家帶來了無盡的苦難。多年來這件事一直是爭吵的焦點。

父親的職業並不是災難，他所做的以及為誰而做，也不成問題。當時我母親並不反對，她年輕，對做一個年輕黨衛軍醫生受人尊敬的妻子，大概並不介意。但是突然之間，情況大變，當這成了參加納粹的罪行時，父親一人要對全家的不幸負責，真是荒唐。我父親那時是醫生，是科學家和有獻身精神的國社黨黨員。

母親一直認為，他其實用不著為了實現自己的價值而自願去達豪。但當時，她為他不必上前線而感到高興。現在她卻總是抱怨，說他如果只是一個普通醫生，就不會給家裏帶來這麽多痛苦。要不是他每件事都參與，每件事都有他的份兒，戰後就不會有這些麻煩。我從早到晚，年復一年聽到的就是這些，尤其是在他死去之後。我姐姐也住在這裏時，她們倆一起抱怨。姐姐比我大十六歲，是戰時出生的。她們真讓我生氣，竟想把一切責任都推到父親身上，總是說要是他沒那樣做該多好，要是他這樣做了該多好。父親是六年前去世的，但自那以後他每天都不得安寧——她們不讓他安息。姐姐蘇珊娜已是第三次結婚，這被認為全是他的錯，因為他教育不得法，還因為他的歷史，他沒有為她樹立好榜樣。她們提到他只有不好的東西，我想這都是為了和他劃清界限。我不知道這一切到底有什麽意義。他死了，她能和他劃清什麽界限？母親生活拮據也是他的錯，因為他沒有留下足夠的遺產，戰後也沒有一個體面的工作。我難以與人交往也是他的錯，因為他從來對我漠不關心。我想，如果她們便秘，也會怪罪於他。

但他在世那會兒，她們從不抱怨，總是說爸爸這個，爸爸那個，不太累吧，不想休息休息嗎？給爸爸拿報紙和拖鞋，喜歡喝這湯嗎？今天不快活嗎？每當他從辦公室回家，蘇珊娜都要擁抱他。母親則吻他的臉，但雙唇緊閉。我小時候，對他們的親吻方式很吃驚，他們從未真正用嘴唇接吻。母親擁抱我時，我感到惡心。她用緊閉的雙唇壓在我的面頰上，我能感到她上唇的汗毛蹭著我的皮膚。每當她撫摸我，我都會不寒而栗。

我們外出散步，父親總是走在中間，母親和姐姐一邊一個，他們挽著臂，齊步向前，我則緊緊跟在後面。他們三人對我毫不在意。母親和姐姐恨他，我卻崇拜他，可他對我漠不關心，真是令人不可思議。每次他和我玩，都是在盡義務。我指給他看什麽，他總看不見，就是盯著看也看不見。他不記得我的生日，幾百次答應要和我玩或和我騎自行車，但從不兌現。

可我對他卻如此崇敬，無論何時，只要有人想敗壞他的名聲，我都挺身保護他。我是他晚年生的孩子，因此是個多余的人。實際上在我1960年出生時，維系一個家庭所必須有的一切都已破壞殆盡。那時父親五十六歲，母親三十八歲。我姐姐生於1944年。我父母是在集中營認識的，當然他們不是那裏的犯人。戰爭剛一開始，我父親就因一條腿受傷而從前線返回。這條腿使他終生殘疾。他不是在戰場上受的傷，而是車禍所致。這裏面不知有什麽名堂。也許是他喝醉了。不管怎麽說，他出院後就自願去了達豪。這是他告訴我的。

母親是他一個同事的女兒。我不知道還能再告訴你什麽，他從一開始就參加了國社黨，那是1933年，他還是柏林的一個大學生。他們想阻止猶太人上大學，就把他們的身份證拿走。他總是對我講這些。從醫學院畢業後，他很快參加了黨衛軍。他常說醫生們從一開始就效忠於黨。有些傳聞甚至說，官方報紙《人民觀察家》就是由一些醫生交給黨的。他對戰時自己從始至終發揮的作用很自豪。他最愛說的一句話是，醫生應保護和延長人的生命。崇尚民族主義的醫生就是這樣，在需要時甚至可以犧牲他人的生命。他說，這就是一個有政治信仰的醫生和一個沒有政治信仰的醫生的區別。

他認為“有選擇”地給予幫助和工作是他的責任。他並不認為所有的生命都同樣寶貴。他和有些人不一樣，做黨衛軍的醫生並不是為了飛黃騰達。畢竟，猶太人醫生被驅逐後留下了足夠的空缺。他看不起那些追逐名利的馬屁精，他認為他們是這場運動悲慘結局的罪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