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8　因循守舊的西比勒（第2/4頁）

他們帶我們到那些地下室，讓我們看美國人解放集中營的圖片。看過之後，我自己坐在外面的草坪上，簡直不明白陽光怎麽還在普照大地。

我回家後告訴了母親我所看到的一切，她只說了一句話；“你自己要去看這種事。”

大概就是那時，我父母開始了他們的那些演說，也可能是我的記憶總是停留在那時。我在學校或在家講過去的事情越多，我父親就越暴躁：“該死的學校，往外揚家醜。事情沒有那麽糟。那六百萬猶太人的事，那也是誇張。”

我父母讀過歐根·科貢的《黨衛軍之國》，書中提到一名集中營的醫生。我的父母似乎認識這位醫生。據他們說，科貢在書中說這位醫生在集中營的那天，其實他根本不在，而是在我們家為我的一個哥哥接生。這就是他們證明不僅科貢，而且所有人都在說謊所需的全部證據。

他們總是想將一切淡化。那些事情只不過是偶然發生的。他們沒有罪惡感。對我最大的觸動是他們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他們給我起名叫西比勒，首字母是“S”，加上我的教名的首字母，結果成了“SS”（與“黨衛軍”相同）。這是我父親開的一個小小玩笑，冷冰冰的，毫無感情，卻使我終生背著包袱。我並不認為這有什麽好玩兒的，每當我提起時，他們都說我缺乏幽默感。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之間的爭執越來越激烈。他們到底知道多少？他們為什麽對此袖手旁觀？這些問題一遍遍出現在眼前。

有時，盡管次數很少，通過一些跡象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什麽都知道。有一次，父親對我說起他們在艾斯萊本火車站待命的事。當時一列火車駛進，裝牲口的車廂裏塞滿了人，他們大聲嚷著：“讓我們出去，他們要把我們拉到塞拉斯恩斯塔特去。”這時他明白了等待這些人的是什麽命運。但是當我問他對此做了什麽時，他的臉漲得通紅，大聲嚷道：“你指望我做什麽？當時家裏有三個小孩，你說起來倒容易。”

從那以後，我讓步了。我心想，這毫無意義。每次我們爭論第三帝國的問題，總要扯上別的有關偏見的事，而這些偏見最終分析起來都與戰爭無關。猶太人和黑人是低人一等的民族，還有一長串他不能容忍的其他民族，如印第安人、希臘人、西班牙人。他總是理直氣壯，從不退縮，無論在哪裏，在附近的小酒店，還是當著陌生人，都一樣。他還看不起所有與他不同的人。他蔑視所有膽小、不敢說心裏話的人，即使他們聽他訴說，而且表示同意。

他從不吝嗇對人的蔑視。1967年，我與他一起遊覽地中海。那是我最後一次與父親一起度假，最後一次試圖與他一起分享歡樂。四百名旅客中有一半是聾啞人，這又引得他大發議論。我仍舊愚蠢地想和他講道理。他打斷我的話說，他寧肯要二百個聾啞人，而不要二百個黑人。對我認真說的話，他總是采取這種玩世不恭的態度，總是斷然拒絕接受。事情並不像我想的那麽簡單，我的想法不符合邏輯。一天晚上，我與一個上了年紀的猶太人跳舞，還開玩笑說可以想象嫁給這樣一個人，這導致父親大發雷霆。但兩天後我們在以色列靠岸，他對碼頭上一些穿軍裝的青年男女又十分熱情。

一年以後的1968年，我們最後決裂了。我一夜之間變“紅”了。在波恩，我愛上一個共產黨人，他借給我一本恩斯特·菲舍爾的書。有生以來我第一次開始明白過去所發生的事情，很快便開始感到不安。當然，家裏掀起了軒然大波。幾周後，我收到父親的一封信。我拒絕回家與父母共度聖誕節，他發火了。他在信上說，他不能理解我的極端自私，不能理解我為什麽為黑人和越南人操心，這些下等人遲早會從地球上消失得不留絲毫痕跡。他說，我對男人一無所知，他們不喜歡別人把他們創造的東西從他們手中搶走。男人是有自尊的，而我恰恰不知道一個真正的男人是什麽樣子。

母親也在信上簽了名，她完全同意。想想看，這一切是在戰爭結束將近二十五年後發生的，用的仍然是同樣的語言，仍然是毫無變化的精神狀態。

自那封信後，一切都結束了。我脫離了家庭，孤身一人，我的哥哥們也在背後傷害我。他們從不認為父親的歷史有什麽問題。事實上，就那場戰爭而言，很難就什麽具體的事情指控他。完全出於偶然，似乎當時發生的所有可怕事件，他都不在場。這樣他在否認自己的納粹身份方面沒有遇到問題。然而在戰爭結束前的幾個月，當他好像有可能被征召入伍時，他給他的大兒子寫了一封信，像是在立遺囑，用的都是那個時代典型的血與火的語言。我一想到自己與寫信人的關系，就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