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出淤泥（第4/6頁）

新教徒首戰受挫，大受刺激，不肯就此罷休。科利尼和孔代親王領導的叛軍重整軍隊，制定了新的計劃——切斷巴黎的供給線，使巴黎彈盡糧絕。胡格諾派在寫給查理九世的通信中表示，此次叛亂師出有名，因為國王“早已答應西班牙國王逮捕新教領袖，消滅一切新教徒”，同時也因為國王的臣民不堪重債和苛稅的負擔，這些負擔是“貪得無厭的外國人——具體說就是意大利人——憑借他們在法國的影響力而加給人民的”。換言之，叛亂完全是太後的錯。

凱瑟琳勃然大怒。她為新教徒付出許多，卻換來這樣的結果！若不是凱瑟琳簽署的寬容法令，這些人身在何處？胡格諾派沒有良善守法的好人，他們個個都是“害蟲”！溫和的掌璽大臣洛斯皮托曾為凱瑟琳奪取攝政權出謀劃策，此時卻遭到降職懲罰，並最終被逐出政府。作為太後，凱瑟琳決心懲罰此前的盟友，並要一舉消滅新教徒，因而提拔洛林樞機主教以及他手下那些極端天主教徒，法國再次陷入戰爭。

王室開始動員軍隊，11月科利尼遭遇敗績被迫撤退，但胡格諾派依然在法國全境掌控不少城鎮。英俊的吉斯公爵受命防衛東部邊界，而凱瑟琳於11月的一場戰役中失去總司令，但又乘機將自己的愛子亨利，也就是安茹公爵提拔為法國最高級軍官：中將，使這位16歲的少年一躍成為法國軍隊的司令。

即使是在那些最受寵愛、適應能力最強的子女身上，家庭變化也是非常微妙的。在王室中，這種關系會導致流血事件。查理九世對凱瑟琳的這一安排感到極大的嫉妒。他的弟弟成了王室軍隊的首領，名聲榮譽將源源不絕。查理想自領軍隊，但是太後以其身體虛弱、身為國王為由拒絕了他的請求。查理自幼聽話，即使已經17歲，卻還是沒有勇氣反抗太後的意見，不過他說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激動地大喊：“母親，我雖然年輕，但已經足以揮動寶劍，如果不是這樣的話，為什麽我的弟弟比我年輕，卻可以率領軍隊？”

他的弟弟，安茹公爵亨利也有自己的問題。在亨利的成長過程中，有兩件事深深地影響了他的性格：其一，他的兄長身體欠佳——如果查理無後而亡，亨利就能即位；其二，他逐漸意識到自己喜歡男人，這在16世紀初對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而言或許並非好事。[1]這些因素造成的心理沖突使亨利在感情上易走極端，進而影響了他的行為舉止。他知道太後偏愛自己，自己也有恃無恐；他和查理關系很好，但是之間也存在競爭心理，他嫉妒查理社會政治地位比自己高。這一切都塑造了亨利狡猾而殘忍的性格。

雖然亨利為自己的新頭銜感到高興，但擔任中將意味著需要常常出宮，因為至少在名義上，他負責軍務，必須親身審閱軍隊，並組織圍攻、野戰等事務。亨利為自己常不在宮中感到擔心。他不僅擔心謠言，也擔心查理趁自己不在占盡上風。亨利因早年被吉斯家族綁架，對政治早有領教，知道要時刻關注宮廷陰謀，所以在受命之際，安茹公爵已經非常熟悉政治，認為有必要在宮中安排一個隱蔽的眼線，為身在前線的自己提供可靠情報。問題在於，要到哪裏去找一個自己信任，為王室相信，又不會引起注意的人呢？找到這樣一位眼線需要時間，眼下，他有仗要打。

一項令人望而生畏的軍事挑戰擺在了新任中將面前。比起王室軍隊，胡格諾派準備得更好，而且（至少在戰爭伊始）資金更充足。這要歸功於寬容法令下新教合法化，歸功於新教牧師的努力傳教，以至法國西部和南部胡格諾派人數大增。盡管巴黎城和廣大農民依然堅定信仰天主教，法國的天主教徒仍占大多數，但如今，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城市，如拉羅歇爾、奧爾良、讓娜·達爾布雷控制的加斯科尼（Gascony）的腹地，以及普羅旺斯，胡格諾派已占人口多數。更重要的是，新教徒中還包括了商人階層和技術工人，這些人已經組成了自己的行會。行會保證新教徒在資金和合作方面占有優勢，能比王室更快地集結軍隊，而後者即使有神奇的洛林樞機主教，也依然一貧如洗。（最終凱瑟琳不得不再次把王室珠寶抵押給意大利銀行家。）

在軍事指揮上，胡格諾派也有優勢。科利尼提督無疑是法國最富經驗、最受尊敬的騎兵軍官，而且他和孔代親王兩人在其他新教國家也有同情者予以支持，比如英格蘭、德意志和尼德蘭。16歲的亨利受命不到三個月，就發現自己面臨的胡格諾派軍隊有三萬人之多，其中還有威名赫赫的日耳曼傭兵，在勇猛方面和持矛的瑞士傭兵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