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聚會（第5/6頁）

上世紀30年代初，上海文化圈的一些人士組織過一個星期聚餐會，參與者大約十一二人，有鄭振鐸、茅盾、傅東華、葉聖陶、胡愈之、夏丏尊、徐調孚、陳望道、王伯祥等。每周聚一次，輪流做東，每人每次出一塊錢，東家出兩塊。合計有十幾塊錢，當年這點錢就能辦一桌很像樣的酒席，因而他們就挑上海有名的飯館輪流著一家一家吃過去。都是熟人，除了吃飯，當然還可以隨心所欲地漫談，這也是樂趣之一。

魯迅去世後，茅盾周圍聚集著一些青年作家，茅盾便產生了邀集他們聚會交流的念頭。他比照當年的星期聚餐會的辦法，考慮到青年人的經濟狀況，略加改進為：“一、不固定每周一次，可以兩周一次；二、不輪流做東，由我固定做東家；三、用撒蘭的辦法，根據聚餐人數畫一叢蘭草，根部注明錢數，一般為四、五、六角，這樣多數人將抽到四、五角，這種方式比較活潑；四、飯館為中小餐館，六七元一桌，自然也就不能輪流去品嘗上海名餐館的佳肴了。”參加這個聚餐會的作家有王統照、張天翼、沙汀、艾蕪、陳白塵、王任叔、蔣牧良、端木蕻良等。聚會不預設談話主題，“大家隨便海闊天空地聊，從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文壇動向，文藝思潮，個人見聞，以至在座的某位作家的某篇新作，都可以談。”聚餐會不固定每周一次，但固定在星期一舉行，故茅盾命其名為“月曜會”。

畫家陳石遺八十壽辰時，章太炎、李拔可、黃秋嶽、冒鶴亭、金松岑、龍榆生、張默君、範煙橋等鹹集蘇州胭脂橋給陳祝壽。賀客之一的彭鶴濂見狀賦詩雲：“到此不敢吟，名流皆在座。”

吳梅在《鴛湖記曲錄》中記下他所經歷的一場盛會：“丙子七夕，嘯社同人約禾中怡情社諸君子，會於南湖之煙雨樓，奏曲竟一日夕，凡四十有二折，四方來會者，達七十余人，盛矣哉，數十年無此豪舉也。”

上世紀30年代，清華教授有的住校內，有的住城裏。金嶽霖住城內北總布胡同，與梁思成一家是前後院。他回憶說：“一些朋友每個星期六有集會，這些集會都是在我的小院裏進行的。因為我是單身漢，我那時吃洋菜，除了請了一個拉車的外，還請了一個西式廚師。‘星六碰頭會’吃的咖啡冰激淩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廚師按我要求的濃度做出來的。”“碰頭時，我們總要問問張奚若和陶孟和關於南京的情況，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對那個安排，我們的興趣也不大。我雖然是搞哲學的，我從來不談哲學，談得多的是建築和字畫，特別是山水畫。”

1934年8月，徐悲鴻夫婦遊歷歐洲、舉辦巡回美展後回國，接下來在南京“歡宴洗塵，竟無虛夕”。某日戴季陶請客，席上問徐悲鴻：“你有這麽理想的一位夫人，為什麽要取名悲鴻？”徐悲鴻聽了略微一怔，說：“我取這個名字，是在認識碧微之前。”

蔣碧微在中法友誼會供職期間，因工作關系，參加過由外國太太組織的一種聯誼茶會，這個聚會每周一次，輪流做東，以閑談為主。蔣碧微說：“這些嫁給了中國人、具有雙重國籍的洋太太們，常常出語諷刺，批評中國，使我聽了十分憤慨。有一次，時任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的法籍太太到南京參加這個茶會的時候，聽到了那些無聊的話，便使用國語向我說：‘我真不懂，她們為什麽偏要說這些？’”

1939年1月，方令孺、宗白華、蔣碧微等11人在重慶發起一個聚餐會，每周一次，固定在蔣碧微家。除這11人湊一桌為主人外，再另請一桌客人，客人每周不同，按專業區分。例如請文學界的，就叫“文學專號”，考古界的叫“考古專號”等等。每聚一次稱為一期，每12期為一卷，每卷設一主持人，稱“主編”，第一卷的主編自然是蔣碧微。張道藩、老舍、蔣夢麟、傅抱石等都曾被請去作客。蔣碧微說：“小集時賓主非常和諧，談笑風生，輕松愉快，或則討論學問，或則評論時局，有時也不免月旦人物，古今中外，無所不及。對於個人的學問見識，都有很大的裨益，不僅是吃吃喝喝而已。”

民國初年，邵飄萍任《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某次他在北京飯店宴請全體閣員、府院秘書長等要人。他事先做了精心布置，在隔壁室內預備好電報紙，讓兩輛自行車守在門外。這些大員們興致勃勃，無所避忌，酒後吐出很多重要消息。邵飄萍則隨得隨發，宴會尚未結束，各種消息已電達上海。

吳湖帆寓居上海拉都路時，每月找一個星期天的下午，邀三四友人來家裏小酌，鄭逸梅回憶說：“菜肴幾碟，都很精美，且酌且談，盡半日之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