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居所（第4/9頁）

郁達夫一度過的是居無定所的生活，因而向往“一間潔凈的小小的住宅”。他和王映霞結婚後，住所正對著一片空地。王映霞說：“我每天早晨梳頭時，老是望著這塊地皮發呆。”她想蓋一排小巧玲瓏的五開間平房，再給郁達夫蓋三間書房。恰巧有人替他們代付1700元買下這塊地，最後欠債4000元蓋起這個“風雨茅廬”。郁達夫在1935年11月的一則日記中寫道：“這一年中，為買地買磚、買石買木而費去的心血，真正可觀。”

雅舍是梁實秋抗戰期間在重慶北碚的寓所。重慶是山城，雅舍依坡建在半山腰，訪客到這裏，先要上七八十級土台階。這還不算什麽，更“離譜”的是，客人進屋後，還得上坡。“因為屋內地板乃依山勢而鋪，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梁實秋說，“客來無不驚嘆，我則久而安之，每日由書房走到飯廳是上坡，飯後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覺有大不便處。”

雅舍雖說是梁實秋命名的，但他並非雅舍的主人，只是房客之一。雅舍共有六間房，梁實秋居其二。他形容這裏“篦墻不固，門窗不嚴”，“雅舍之陳設，只當得簡樸二字，但灑掃拂拭，不使有纖塵。我非顯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醫，故無博士文憑張掛壁間；我不業理發，故絲織西湖十景以及電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張我四壁。我有一幾一椅一榻，酣睡寫讀，均已有著，我亦不復他求。但是陳設雖簡，我卻喜歡翻新布置”。“雅舍所有，毫無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從俗，人入我室，即知是我室。”這最後一句話，至今依然是耐人尋味的。

除了雅舍，梁實秋還品評過一些學者的書房。

如宋春舫的書房——榻木廬，梁實秋認為是他見過的最考究的書房。這書房建在青島的一個小山頭上，與主人寓所並不相連，是單獨的一棟樓，“環境清幽，只有鳥語花香，沒有塵囂市擾”。梁實秋描述說：“在這裏，所有的圖書都是放在玻璃櫃裏，櫃比人高，但不及棟。我記得藏書是以法文戲劇為主。所有的書都是精裝，不全是膠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裝訂，鍍金的字在書脊上排著隊閃閃發亮。也許這已經超過了書房的標準，接近於藏書樓的性質，因為他還有一冊精印的書目，普通的讀書人誰也不會把他書房裏的圖書編目。”

又如周作人在北平八道彎的書房——苦雨齋（後更名苦茶庵），梁實秋寫道：“書房占據了裏院上房三間，兩明一暗。裏面一間是知堂老人讀書寫作之處，偶然也延客品茗，幾凈窗明，一塵不染。書桌上文房四寶井然有致。外面兩間像是書庫，約有十個八個書架立在中間，圖書中西兼備，日文書數量很大。”說完周家的書房，梁實秋接著發了一句意味深長的感嘆：“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麽會掉進了泥淖一輩子洗不清！”

再如聞一多的書房，梁實秋評價為“充實、有趣而亂”。“他的書全是中文書，而且幾乎全是線裝書。”“主人要作考證，東一部西一部的圖書便要從書架上取下來參加獺祭的行列了，其結果是短榻上、地板上、唯一的一把木根雕制的太師椅上，全都是書。那把太師椅玲瓏幫硬，可以入畫，不宜坐人，其實亦不宜堆書，卻是他書齋中最惹眼的一個點綴。”

1933年，豐子愷自己設計的緣緣堂建成。五年後，緣緣堂毀於戰火，豐子愷對這個鄉間住宅有這樣一番細致的追述：“正南向三開間，中央鋪方大磚，供養弘一法師所書《大智度論·十喻贊》，西室鋪地板為書房，陳列書籍數千卷。東室為夥食間，內通平屋三間為廚房、貯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樓正寢為我與兩兒女的臥室，亦有書數千卷。西間為佛堂，四壁皆經書。東間及後樓皆家人臥室。五年以來，我已同這房屋十分稔熟。現在只要一閉眼，便又歷歷地看見各個房間中的陳設，連某書架中第幾層第幾本是什麽書都看得見，連某抽鬥（兒女們曾統計過，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鬥）中藏著什麽東西都記得很清楚。”豐子愷建緣緣堂花了6000元，他說：“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宮來同我交換，石季倫願把金谷園來和我對掉，我絕不同意。”

據鄭振鐸統計，上世紀30年代，上海大約有30％的店夥計或堂倌一類從業者居無定所，甚至連固定床位也沒有。他們白天把鋪蓋卷起來，置於角落。晚上關門後，再取出鋪蓋鋪在地上或櫃台上睡覺。還有約40％的人雖有固定床位，卻不是正經的屋子。一樓一底的房子竟然可以住六家人。鄭振鐸眼見的一處是這樣一種“布局”：“最闊的兩家，一家占了樓上的客堂，一家占了樓下的客堂。其次是亭子間的一家，其次是樓梯下的余地是一家，樓上梯邊余地又是一家，廚間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