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穿戴

上世紀30年代，蔣介石一年四季常披一件黑色披風，出門不離身。後來社會上越傳越神，有說是防彈衣，有說冬暖夏涼。其實這只是一件普通披風。30年代初由他的侍從室委托勵志社經手，讓南京李順昌軍服店裁制而成。

抗戰前張大千來北平，在中山公園開畫展。很多觀眾見到了張大千的真面目：一把濃黑的大胡子，手指頭十分粗壯。深灰色老布夾袍子，黑大布馬褂，布襪子，布鞋。據說這樣的裝束，當年只有在邊遠的山區小鎮上才能見到。

1925年，丁玲和胡也頻在北京同居。當年冬天胡也頻無以禦寒，丁玲花七塊錢買了兩塊兒棉布和兩斤棉花，親手給胡做了一件棉袍，但不合身，只好送到當鋪換回4塊錢。丁玲又買了一塊錢的棉花，把胡也頻的一件舊袍子拆了塞進棉花，對付了一個冬天。

袁世凱當總統後，派人把名士王闿運接到北京，以示禮賢下士。王去總統府見袁時，身穿清朝的蟒袍官服，袁問：現在已經是民國了，老先生何以仍穿清服呢？王答：你穿西式服裝，乃夷服也，我穿滿洲服裝，亦夷服也，彼此彼此。

戰後，“黨國大員”們紛紛攜眷來逛北平，成為一時的風尚。素有“桃色將軍”之名的孫元良也帶著愛妾跟風而來。當時京滬一帶女裝以翻穿灰背大衣為時尚。孫妾是南方人，想趁北遊之機，挑一款頂級的灰背大衣穿回去，名號瑞蚨祥自然成為首選之家。一日，孫元良挈婦坐小臥車直驅瑞蚨祥，店中一看來客勢頭不小，便格外殷勤，優禮有加。孫等登樓環顧，見貨品琳瑯滿目，自恃有錢，任意挑選。店中也將最好的灰背大衣一一陳列。不料這兩位顧客並不識貨，挑來挑去，也只是憑價碼判定貨色高低。他們逐一看價，從500萬、600萬看到800萬，無一件過千萬者，心猶不甘，便問：“還有價值更高的沒有？”店員已看出買方並不識貨，也識破了他們的心思，不免想冤兩人一把，他答：“櫃上佳品，已盡於此，如要更好的，須到倉庫去取，可否請您稍等。”孫點頭後，店裏即派人出門，但並沒去倉庫，而是到附近祥謙益取來一件灰背大衣。這件大衣標價600萬，在櫥窗裏擺了大半年也沒賣出去。瑞蚨祥拿過來，換上自己的標簽，加碼至1200萬，送到樓上。店員告訴孫元良，這是無上妙品，不遇識家是不輕易拿出的。孫聽後甚為滿意，仿佛自己真成了“識家”，欣然付賬而去。孫元良後來官至兵團司令，敗逃台灣後解甲從商，一直活到104歲，2007年才去世。其子秦漢曾是台灣當紅一時的電影演員。有意思的是，這位當年在瑞蚨祥被涮了一把的將軍，晚年居然成了台灣一家綢布公司的董事長。

1929年華北大旱，《大公報》發起賑災募捐，溥儀時居天津日租界張園，他拿出一些貂皮，委托《大公報》代為標售，進款捐給災區。勝芳蔡（河北文安縣勝芳鎮巨富）後人蔡次泉（時蔡家已移居天津，成為“天津八大家”之一）聽說後，即以最高價出手其中的大部。他的真實用意，其實並不在於助賑，而是以能享受或擁有皇家衣裳自炫。此舉所流露的，是一種典型的暴發戶心態。

蔡次泉的弟弟蔡蔭泉穿著上不讓其兄。他是天津元隆綢緞莊的大主顧，凡元隆號新進的各種綢緞皮貨，必先由蔡蔭泉選購後，再送門市出售。元隆綢緞莊視其為財神爺，百般逢迎，自不在話下。

1934年夏，蔡家到天津後的掌門人物蔡慕韓（蔡次泉之侄）娶媳，新娘是曹錕的孫女。新娘婚禮上所戴鳳冠，是用珠寶鑲嵌的；衣服則用黃金絲刺繡，這身只穿一天的“行頭”的價值，據說能頂1000袋面粉。

林森當了國民政府主席後，還時常自己上街購物。有一次他到南京花牌樓一家鞋帽店買禮帽，被店員認出，老板說什麽也不收錢，還以上等禮帽相贈，林森卻讓再三後，只有欣然接受。這消息隨後不脛而走，這家鞋帽店從此生意火爆。

吳鼎昌一向注重儀表。抗戰期間，他任貴州省主席。在公眾場合總是穿一身筆挺的西服，上衣口袋插一塊花手絹，微露一角。吳每天刮臉，絲毫不見胡子茬。

民國時期，高級將領裏最講究服飾的據說有兩個人，一個是商震，另一個是鄒作華（曾任中央炮兵學校教育長）。1928年後，高級軍官為標榜儉約，一般都穿灰布軍服，一套灰斜紋布的軍服料子不過三四元，商震的軍裝則一定要拿到東交民巷的外國裁縫鋪去做，光手工費就得三四十元。商所穿衣服，無論軍裝還是便裝，一概燙得筆挺，家裏雇著專門燙衣服的工人。

虞洽卿雖為上海灘的大佬級人物，卻一向不修邊幅，尤其不喜歡穿長衫。他坐汽車外出活動，常常是短打扮上車，把長衫放在車上，下車時再由司機取出，披在身上做做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