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飲食（第5/11頁）

1939年春節，馮雪峰在浙江義烏鄉下家中接待來訪的作家駱賓基。當日的晚飯，談不上豐盛，但不乏厚重的鄉味。喝的是自家釀的米酒，兩三樣菜中，有一色是家制幹菜筍蒸的大片大片的鹹肉。主食是蕎麥面蒸餃，素餡，內有蘑菇、粉絲、冬筍等。駱賓基家鄉的蒸餃，餡以胡蘿蔔、蝦皮和白菜為主。幾十年後，駱賓基說：“這頓飯是我直到今天還不忘的。”

梁斌自稱三周歲始有記憶，他晚年還記得這樣小時候的場景：母親叫他吃奶：“來吧，吃一口吧。”鄰家嫂子說：“都多大了，還吃奶？還有水兒嗎？”母親說：“四歲（虛歲）了，哪還有水兒，幹嘬唄。”梁斌五歲入村學，老師性格開朗，教他認一二三四五、人手足刀尺等，梁每天中午都去找老師，一準能見他在吃餃子，有時他也讓梁斌蘸著蒜醋吃幾個，梁晚年回憶說：很香。

詩人朱湘早逝，貧窮是致其死的一個要因。朱在徐志摩家吃過一次早點，事後曾向人感慨說，單是餃子就有各式各類的花樣。朱是南方人，自然喜歡吃米，但在清華讀書時一日三餐以啃饅頭為主，偶爾有點錢買個好菜，才吃米飯。有個同學請他去前門外吃過一回“餡餅周”，朱湘大享口福，據說樂得幾乎睜不開眼了。

1924年5月30日，魯迅邀同鄉友人許欽文到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喝茶。魯迅向服務員要了一盤剛出鍋的冬菜餡包子，熱氣退下去，不再燙手時，他一邊拿起一個包子，一邊用另一只手把盤子推到許欽文面前，說：“這裏的包子，可以吃；我一個就夠了，這些就由你包辦吧！”

上世紀20年代末，李璜在上海四馬路宴請徐悲鴻、蔣碧微夫婦等，梁實秋也在座。席中有一道蠔油豆腐——用頭號大盤，一片片平鋪著嫩豆腐，上灑黃澄澄的蠔油汁。這道菜梁實秋記了一輩子，他說：“此後數十年間吃過無數次川菜，不曾再遇此一傑作。我揣想那一盤豆腐是擺好之後去蒸的，然後澆汁。”

1948年3月，鄭振鐸到杭州，住葛嶺飯店。一天晚上，鄭喝過一斤黃酒後，去豐子愷家，恰巧豐子愷也剛喝了一斤黃酒。兩個闊別十年的酒友遂重啟杯盤，女仆端來一壺酒和四樣下酒菜：醬雞、醬肉、皮蛋、花生米。窗外下著小雨，豐家墻上貼著一首他抄錄的數學家蘇步青的詩：“草草杯盤共一歡，莫因柴米話心酸。春風已綠門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豐感慨道：“別的事都可有專家，而詩不可有專家。因為做詩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詩也做得好。倘說做詩有專家，非專家不能做詩，就好比說做人有專家，非專家不能做人，豈不可笑？”兩人還提起二十多年前一件和喝酒相關的舊事：

那時他倆都在上海。一日鄭振鐸在街上遇見豐子愷，正當飯點，便說：“子愷，我們吃西菜去。”兩人來到新世界對面的晉隆西菜館樓上，點了兩客公司菜，一瓶白蘭地。飯罷仆歐送來賬單，鄭振鐸問豐子愷：“你身上有錢嗎？”豐一邊答應一邊摸出一張五元的票子把賬付了。隔了一天，鄭振鐸到立達學園找豐子愷還錢，摸出的是一張十元鈔票，豐死活不收。正僵持間，立達同事劉熏宇過來把錢搶去，說：“都別客氣了，去新江灣小店喝酒吧！”於是又號召了夏丏尊、匡互生、方光燾等七八人，去了小酒鋪，等大家把這張十元的鈔票吃完時，都已爛醉如泥。20年後，當年共飲的人中，有的作古，有的遠在貴陽，有的已不知去向。只剩兩個有緣的“東家”坐在一起喝酒敘舊。

1927年3月19日，武漢國民政府派郭沫若帶著委任狀和大印到安慶拜訪李宗仁，促其兼任安徽省主席。從下午兩點說到傍晚，李宗仁仍不吐口。後李留郭晚餐，並餉以白蘭地酒。郭沫若既健談，也善飲，更擅長劃拳。席間他與李宗仁劃拳，拳技遠在李之上。平均起來郭喝一杯，李得喝四五杯。後來李酩酊大醉，倒在沙發上睡著了。第二天醒來，李宗仁問左右，郭副主任（郭時任北伐軍政治部副主任）哪去了。副官答：你醉了之後，他再三推你不醒，便帶著委任狀和大印回武漢去了。

蘇州有不少有名的茶館，如雅聚、望月、玉樓春等，有人曾把這三家茶館名作為對子：“雅聚玉樓春望月。”但似乎沒有征得下聯。泡茶館是當年在蘇州十分盛行的一種消閑方式。不少人一日數進茶館，一次茶罷，堂倌往往不收茶壺，等著茶客再至乃至三至。老茶客出一壺茶資，可以坐上一整天。

上世紀20年代，蘇州流行吃一種油煎排骨，每塊賣銅元五六枚。玄妙觀前到處是排骨攤。提籃叫賣的見人便問：“阿要買排骨？”有老先生嘆道：“排骨二字，音同敗國。國事失敗，一至於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