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飲食(第5/11頁)

1939年春節,馮雪峰在浙江義烏鄉下家中接待來訪的作家駱賓基。當日的晚飯,談不上豐盛,但不乏厚重的鄉味。喝的是自家釀的米酒,兩三樣菜中,有一色是家制幹菜筍蒸的大片大片的鹹肉。主食是蕎麥面蒸餃,素餡,內有蘑菇、粉絲、冬筍等。駱賓基家鄉的蒸餃,餡以胡蘿蔔、蝦皮和白菜為主。幾十年後,駱賓基說:“這頓飯是我直到今天還不忘的。”

梁斌自稱三周歲始有記憶,他晚年還記得這樣小時候的場景:母親叫他吃奶:“來吧,吃一口吧。”鄰家嫂子說:“都多大了,還吃奶?還有水兒嗎?”母親說:“四歲(虛歲)了,哪還有水兒,幹嘬唄。”梁斌五歲入村學,老師性格開朗,教他認一二三四五、人手足刀尺等,梁每天中午都去找老師,一準能見他在吃餃子,有時他也讓梁斌蘸著蒜醋吃幾個,梁晚年回憶說:很香。

詩人朱湘早逝,貧窮是致其死的一個要因。朱在徐志摩家吃過一次早點,事後曾向人感慨說,單是餃子就有各式各類的花樣。朱是南方人,自然喜歡吃米,但在清華讀書時一日三餐以啃饅頭為主,偶爾有點錢買個好菜,才吃米飯。有個同學請他去前門外吃過一回“餡餅周”,朱湘大享口福,據說樂得幾乎睜不開眼了。

1924年5月30日,魯迅邀同鄉友人許欽文到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喝茶。魯迅向服務員要了一盤剛出鍋的冬菜餡包子,熱氣退下去,不再燙手時,他一邊拿起一個包子,一邊用另一只手把盤子推到許欽文面前,說:“這裏的包子,可以吃;我一個就夠了,這些就由你包辦吧!”

上世紀20年代末,李璜在上海四馬路宴請徐悲鴻、蔣碧微夫婦等,梁實秋也在座。席中有一道蠔油豆腐——用頭號大盤,一片片平鋪著嫩豆腐,上灑黃澄澄的蠔油汁。這道菜梁實秋記了一輩子,他說:“此後數十年間吃過無數次川菜,不曾再遇此一傑作。我揣想那一盤豆腐是擺好之後去蒸的,然後澆汁。”

1948年3月,鄭振鐸到杭州,住葛嶺飯店。一天晚上,鄭喝過一斤黃酒後,去豐子愷家,恰巧豐子愷也剛喝了一斤黃酒。兩個闊別十年的酒友遂重啟杯盤,女仆端來一壺酒和四樣下酒菜:醬雞、醬肉、皮蛋、花生米。窗外下著小雨,豐家墻上貼著一首他抄錄的數學家蘇步青的詩:“草草杯盤共一歡,莫因柴米話心酸。春風已綠門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豐感慨道:“別的事都可有專家,而詩不可有專家。因為做詩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詩也做得好。倘說做詩有專家,非專家不能做詩,就好比說做人有專家,非專家不能做人,豈不可笑?”兩人還提起二十多年前一件和喝酒相關的舊事:

那時他倆都在上海。一日鄭振鐸在街上遇見豐子愷,正當飯點,便說:“子愷,我們吃西菜去。”兩人來到新世界對面的晉隆西菜館樓上,點了兩客公司菜,一瓶白蘭地。飯罷仆歐送來賬單,鄭振鐸問豐子愷:“你身上有錢嗎?”豐一邊答應一邊摸出一張五元的票子把賬付了。隔了一天,鄭振鐸到立達學園找豐子愷還錢,摸出的是一張十元鈔票,豐死活不收。正僵持間,立達同事劉熏宇過來把錢搶去,說:“都別客氣了,去新江灣小店喝酒吧!”於是又號召了夏丏尊、匡互生、方光燾等七八人,去了小酒鋪,等大家把這張十元的鈔票吃完時,都已爛醉如泥。20年後,當年共飲的人中,有的作古,有的遠在貴陽,有的已不知去向。只剩兩個有緣的“東家”坐在一起喝酒敘舊。

1927年3月19日,武漢國民政府派郭沫若帶著委任狀和大印到安慶拜訪李宗仁,促其兼任安徽省主席。從下午兩點說到傍晚,李宗仁仍不吐口。後李留郭晚餐,並餉以白蘭地酒。郭沫若既健談,也善飲,更擅長劃拳。席間他與李宗仁劃拳,拳技遠在李之上。平均起來郭喝一杯,李得喝四五杯。後來李酩酊大醉,倒在沙發上睡著了。第二天醒來,李宗仁問左右,郭副主任(郭時任北伐軍政治部副主任)哪去了。副官答:你醉了之後,他再三推你不醒,便帶著委任狀和大印回武漢去了。

蘇州有不少有名的茶館,如雅聚、望月、玉樓春等,有人曾把這三家茶館名作為對子:“雅聚玉樓春望月。”但似乎沒有征得下聯。泡茶館是當年在蘇州十分盛行的一種消閑方式。不少人一日數進茶館,一次茶罷,堂倌往往不收茶壺,等著茶客再至乃至三至。老茶客出一壺茶資,可以坐上一整天。

上世紀20年代,蘇州流行吃一種油煎排骨,每塊賣銅元五六枚。玄妙觀前到處是排骨攤。提籃叫賣的見人便問:“阿要買排骨?”有老先生嘆道:“排骨二字,音同敗國。國事失敗,一至於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