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飲食（第4/11頁）

蔣介石愛吃芋頭。在重慶時，一次他在德安裏寓所附近的拐角處看見有烘山芋的，便叫人買來，大啖一頓。

民族資本家範旭東在天津創業時，條件雖艱苦，但一向重視工人的福利待遇。一次大總統黎元洪到工廠參觀，贊許說：“工人吃的饅頭，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樣。”

魏信臣長期掌管正金華賬房，是天津著名買辦。他每在應酬中嘗到新鮮菜品，回來便讓廚子照做，故正金華賬房的夥食質量很好，馳名於當時天津的銀錢界，有“紫竹林小館”之稱。那裏每天午餐備客飯一桌，天天高朋滿座，多年如一日。

東北巨富邵乾一對家裏的一日三餐做如下規定：早晚吃粗糧，苞米粥、窩頭；中午細糧，大米粥或面條等；一大家子幾十口人一天只許買一斤肉。

張群嗜酒成癖。黃郛主持華北政務委員會時，張常銜蔣命北來，與黃商談對日妥協計劃。張每次到北平，金誠銀行老板周作民都要在前門外的豐澤園設宴，與張聚飲。一次張群微醉後嘆道：“我願意每天到這個豐澤園來，而不願意到那個豐澤園（指中南海黃郛辦公處）去。”

上世紀20年代，作家許傑在浙江臨海當小學老師，屬於半義務性質，每月開夥食津貼三元，勉強糊口。許傑很會過，把三塊錢的一半交給鄰居入夥，剩下的一塊五，用來買些下飯的小菜。當年一塊錢可兌換一百幾十個銅板，他把銅板放在抽屜裏，每天計算著用，限定花六七個。一般是早晨買一個銅板的生豆腐，午飯和晚飯再買點小菜，有時炒個雞蛋，有時在飯鍋上燉個雞蛋，當時雞蛋不到一個銅板一個。有時也花一個銅板買兩三個大燒餅當夜宵。

《紅旗譜》的作者梁斌是1914年生人，家在保定蠡縣梁家莊。三四歲時，他就跟著父親去三裏外的辛興鎮趕集，不為別的，到了集上，他可以趴在賣豆腐腦的擔子邊，吃一碗豆腐腦，或是買個大火燒，夾上熟肉，摟在懷裏，邊走邊吃。梁斌後來回憶說：這時我才感到父親給我的一點溫暖。梁家雇著長工，但全家三四十口子吃飯，日子未見得比一般中農過得好，經常是煮一大鍋菜粥，一箅子窩頭，半鍋熬白菜。僅逢年過節能吃幾頓白面。

梁斌當年考上第二師範後，和同村兩人雇一輛驢車上保定讀書。中午在大莊鎮打尖。他們怕店家把趕車的夥食費也攤在自己身上，就沒進店裏吃飯。大莊鎮的鹹牛肉很出名，哥仨每人買了兩個大火燒，夾上鹹牛肉，就著一大碗開水，來了頓街邊“野餐”。

孤島時期，作家林淡秋夫婦一度堅守在上海，從事進步文藝工作。林的妻子後來回憶說：“我與他結合以來，一年三百六十天，多數的日子是一天兩餐，一條三四寸長的鹽黃魚是我們的家常菜。當時這樣的小鹽黃魚最便宜，又不用油和鹽，一蒸就可以了。”

翻譯家李霽野小時候生活在安徽鄉間，姑父是種菜的，每天讓他白吃一個白蘿蔔。李霽野更愛吃胡蘿蔔，從小到老，一生不改。晚年曾說：“有人說我八十歲不戴眼鏡看書寫字，或者與此有關。”

郁達夫好酒。一次楊端六在四川路銀行俱樂部餐廳請客，郁達夫喝醉了，一個人在馬路上晃悠，被巡捕抓進看守所。樓適夷說有一段時間郁達夫每天都得大喝一場，能一氣灌下七八瓶啤酒。

學者費鞏和邵荃麟是中學同學，兩人都關心時事，但看法不同。一次邵父請邵荃麟的幾個同學吃面，大家入面館落座後又爭了起來，邵父問他們想吃什麽面，邵荃麟心不在焉地答了一聲：“隨便。”邵父便朗聲沖堂倌說：“來五碗隨便面。”邵後來在上海過亭子間生活時，常到俄國餐廳吃飯，要一碗最便宜的湯，那裏的黑面包免費。

四川作家李劼人也是出了名的美食家。不僅會吃，還會做。他從小便練就高超的廚藝，李的老鄉和同行沙汀說，李劼人做飯，“從選料、持刀、調味及下鍋用鏟的分寸火候，均操練甚熟”。李劼人自己著文說：“成都平原沃野千裏，是天府之國的中心城市。米好，豬肥，蔬菜品種多而味厚且嫩，故成都多小煎小炸，而以香、脆、滑三字為咀嚼上品。”中學時代的李劼人有個綽號叫“精致”，是說他愛好修潔。這也是他做飯時的風格。在法國留學時，為做煙熏兔，他非要用花生殼熏，叫兩個跑采買的同學畫起花生圖形，跑遍了巴黎城的旮旮角角，最後才在郊外一吉蔔賽人手中買到兩斤。還有一次，李劼人要做豆瓣醬烹制正宗川菜，采買同學跑遍巴黎，最後找到一位西班牙商販專程進口了幾斤辣椒。商販大惑不解：“你家到底有多少電燈罩？”原來辣椒只是被當地人用來做燈罩裝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