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羅馬的原始體制（第3/7頁）

王

由於以家庭為基礎的家族乃是國家之構成單位，因此政體不論在整體上言還是在細節上言均以家庭為模式。家庭由自然供給其首領，即是父親，家庭隨父親而生，隨父親而消失。但在眾人所形成的社團中，並無自然的主人，而這社團又意在永不消失。在羅馬，由於是由自由與平等的大丈夫所組成的國家，因此不可能有天意的貴族。因之，他們要從他們自己的階級中指定一個“首領”（rex）、“司令”（dictator，獨裁，狄克推多）和“人民的主人”（magister populi），使他在羅馬人的社團中做一家之主。他的地位確實是如此，因為，在稍後時期，他的住處裏或住處旁邊，有一個永不熄火的灶，還有社團的儲藏室，羅馬的女灶神和羅馬之家庭守護神；由這些表示出全羅馬為一個大家庭，而他乃是其家長。國王的職位系由選舉而得；但社團的人並沒有對他忠心與服從之義務；後來，他召集能拿武器的自由民集會，要求他們效忠。於是，他獲得了家長的權力，以此權力來君臨整個社團，並也像家長一般，終身統治。他跟社團的眾神相通，求問他們的意見，平息他們的憤怒，而男女教士也由他指派。他以社團之名跟外國人締結的合約，對全人民均有約束力；盡管，在其他情況下，社團中的分子不受其跟非社團分子所訂的合約之約束。不論平時戰時，他的“命令”（imperium）都是全能的，因此，無論何時，當他公開露面，“使者”（lictores，字源為licere，意為“召”）都執斧與棍在他前方開路。只有他有權在自由民面前做公開演說，而公共金庫的鑰匙也由他保管。他像一家之主一樣有紀律權與法律權。不遵從法律者，他下令懲罰，尤其是觸犯軍法者，由他下令鞭笞。一切罪犯的審訊，都由他做裁判，是生、是死或釋放，他都有絕對處斷權；他可以把一個自由民交與另一個，充任其奴隸；他甚至可以下令將自由民賣作奴隸，或者，換言之，把他流放。當他宣布某人死刑後，他有權讓被判者向人民請求赦免，但他並非非運用此權不可。戰時他召人民服役，並統領指揮軍隊；但由於身負重任，在火警焚起之際，他也必須親臨火場。

正如一家之主並非僅系家庭中權力最大者，而系唯一有權者，國王亦不僅是國家中第一有權者，也是唯一有權者。確實，他可以召集對聖事或法律事務有專長的人，成立一個團體，向他們求教，為了便於執行權力，他也可以把某些權力交托給別人，諸如跟自由民的溝通，戰爭的指揮，最不重要之事行事的決定權，犯罪的審訊；尤其重要者，是當他不得不出城時，他可以留下一個“城守”（praefectus urbi），作為他的“另一個自己”（alter ego）而秉具充分權力；但國王身邊的一切治理權皆得自國王，而各行政官的職位均由他指定，任期則視其歡喜而定。最早時期，城守以及那些可能定期指派的“邪惡殺人犯之追蹤者”（quaestores paricidii）和步兵與騎兵的“區隊長”（tribuni，字源為tribus，意為“部分”）都只是國王的委任官，而非後期意義上的“長官”（magistrates）。法律上，對國王的權力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外加的限制；社團之主人在社團之內不能有任何裁判者，猶如一家之內不能有對一家之主之裁判者。他的權力只有死亡才可以告終。如果他沒有指定繼承人（這不僅是他的特權，而且可能也是他的義務），則自由民自動聚集，指定一個“暫時王”（interrex），此王只能留任五日，並且不得要求人民效忠。此王因系由無專長之人所指定，因此僅為非正式者，因而他不能指派新王；但他可指定第二個暫時王，而由後者來指定新王。當然，第二暫時王在做決定之前，可以跟自由民或元老議會商議，確定他所指派者能得彼等同意；但在選舉新王之際，元老院並無正式合作之權，而自由民也只有在指定之後同意之。在法律觀點上，新王永遠而且絕對系由其前驅所指定者[1]。

因此，“新羅馬以之為基礎的眾神之莊嚴祝福”，便從第一個王傳下來；當權者雖然換人，國家的一體性卻保持不變。在宗教上，羅馬人的一體性由羅馬的Diovis代表，在法律上則由君王，因此，他的服飾跟至高的神一樣；即使在人人步行的城市中，國王戰車均可奔行，而有鷹和象牙權杖，塗得粉紅的臉，黃金的橡葉頭圈，是羅馬神和羅馬王同樣的。然而，把羅馬政體認作是神權政體就錯了，因為意大利人從來未把神與國王的觀念混為一談，這和埃及與東方是不同的。國王不是人民的神，說他是國家的擁有者倒比較正確。同樣，羅馬人並不認為神寵會特別賜予某個家庭，國王也無任何神秘之術以使其自己與他人資質不同；高貴的家族和跟往日的統治者的親屬關系，可以作為新統治者的優秀條件之一，但非必要條件；凡是身心健康而成年的羅馬人，在法律上都有資格為王。國王只是一般自由民，由於他的優點與幸運，以及由於一國必須有主人，像一家必須有一樣，乃把他置於一般主人之上，使他高於與他平等的人——這乃是置一丈夫於其他丈夫之上，置一戰士於其他戰士之上之舉。兒子絕對遵從父親而又不自認不如，自由民對統治者之態度亦然。這構成了對王權的道德約束與實際約束。不過，國王可以做出跟平等觀念很不一致之事，而並不破壞該地之法律；他可以減少戰士同胞的戰利品之分量，他可以加重自由民的任務，他可以無理侵占自由民的財產；但設若他這樣做，他便是忘了他的王權並非自神而來，而只是在神的同意下來自人民，他只是人民的代表；而設若人民也忘記向他的效忠之誓，則又還有誰支持他呢？法律上對國王也有限制，即國王只有權執行法律，而無權改變。事實上，每一項偏離法律的行動都得事先經人民集會同意，若無此同意，則成為暴政行為，無法律效力。因此，無論從精神或法律而言，羅馬國王都跟現代的君主甚為不同。在近代生活中，找不到與羅馬家庭和羅馬國家中相當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