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羅馬的原始體制

父親和母親，兒子和女兒，家和房產，仆人和動產，這是任何生活情況下——包括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制度，只要這種制度未曾泯滅母親明顯的地位——構成家庭的自然成分。但各民族在文化興起之後，對於這些成分的觀念與對待辦法，往往產生極大差別。有些對這些成分做了深刻的了解，有些則相當膚淺，而對待的辦法也因之不同：有些用道德觀念來涵蓋，有些則用法律觀念，但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像羅馬人那樣用單純而嚴厲的法律來體現的。

家與一家之主

家庭形成單元。分子包括自由民（此人在他父親死後自立為主人），他的新娘（是由教士用聖鹽餅的儀式莊嚴地婚配給他的，跟他分享水與火），兒子與兒子的兒子，以及彼等的合法妻子，還有他們未婚的女兒，兒子的女兒，以及所有這些分子的一切財產。然而，女兒的孩子則不在此範圍之內，因為，如果為婚生，彼等則屬於其夫家，若非婚生，則在家庭中沒有任何地位。在羅馬公民心目中，屬於自己的房子以及天賜的子女，乃是其一生之目的與本質。個體的死亡不是惡事，因為那是必然；但一個家族的消失則是大惡。因此，在最早的時期，社團會為無子女者安排養子女，以避免此種禍患。

羅馬家庭從最初就寓含著其各分子之間的道德關系。只有男人可以做一家之主。女人在財產的獲得上其地位並不低於男人；女兒跟兒子有平等的繼承權，母親跟孩子也是一樣。但女人一向而且必須隸屬於家庭，而非社會；在家庭中她則必須處於從屬地位——女兒從屬父親；妻子從屬丈夫；失去父親而尚未結婚的女兒則從屬於最近的男性親屬；在必需的情況下，女人如果受審，是由這樣的男人來審判，而不是由國王。然而在一家之內，女人不是仆人，而是女主人，照羅馬觀念，碾谷和烹飪是屬於仆役的工作，羅馬主婦可以免做，因此羅馬主婦主要時間用來督導女仆以及家務事，對女人來說，這些事情類如男人的耕種。同樣，關於父母對子女的義務，羅馬人也充分而深切地體察到：如果父親忽視孩子或教壞了他，甚至以對子女不利的方式浪費了財產，都被認為是惡行。

然而，從法律的觀點言之，家庭卻受著“一家之父”（pater familias）絕對的指導與管理。在他面前，家中的任何成員都被剝盡一切合法權利——妻子兒女並不比奴隸或牲口權利更多。由於處女是在他的自由意志下成為他的法妻，因此，要不要養她為他所生的孩子要由他的自由意志決定。這個公理並非由漠視家庭而生；正好相反，在羅馬人的觀念中，成家與養育子女乃是公民的義務。在羅馬，唯一由社團向父親提供幫助的情況，或許是一胎三嬰。棄嬰是宗教所禁的，所有的兒子都不可棄餒——殘廢除外——女兒中則至少長女亦然。就公共福利而言，棄嬰雖屬不當，但為父者並未被剝奪此權，因為他畢竟是絕對的、徹底的一家之主，而羅馬人也意在讓他保留此種地位。父親不僅對家中分子有最嚴厲的管理之權，而且有司法之權，可以懲罰他們，在必要時可以取其生命或肢體。成年的兒子可以另立家室，或如羅馬人所說，喂養他“自己的牲口”——但這些牲口是他父親分給他的；從法律上言之，兒子所有的一切，不論由他自己的勞力所得或由外人所贈，不論在他父親家中或他自己家中，都一概屬他父親所有。因此，父親在世之際，凡屬於他的分子都不能擁有他們自己的財產；除非由他授權，便不能讓渡或遺贈。在這方面，妻子兒女和奴隸的地位完全一樣，因為後者也往往獲準自己成家，在主人同意之下也可以讓渡財產。確實，父親可以把奴隸或兒子轉讓第三者，若購買者為外國人，則兒子成為他的奴隸，若為羅馬人，則兒子只能代替奴隸，因為羅馬人不能成為羅馬人的奴隸。

事實上，父權與夫權是沒有限制的。當然，如果做極度的濫用，宗教會加以詛咒。例如，除棄嬰以外，賣妻或賣已婚之子者，也在詛咒之列。在同一種精神下，父親，尤其是丈夫，在以家法處置子女或妻子之先，應跟他妻子和他自己最近的血親商量。但即使這個步驟也不是為了減低他法定的權力，因為詛咒是屬於天上神明之事，而非世人所有權者，血親之在場不是為了評斷他，而只是對他的一家之主的權力盡其忠言而已。

不僅一家之主的權力沒有限制，不向世上任何人負責，而且，只要他活著，這權力就是不變的，不可毀壞的。照希臘與日耳曼法，成年的兒子，不僅在實際上已脫離父親而獨立，在法律上亦然。但羅馬人為父的權力卻終生不能解除，不能因年老而解除，不能因瘋狂而解除，甚至亦不能因其自己之自由意志而解除，唯一可以解除的是女兒出嫁。這時，她由父親之手轉入丈夫之手，離開其自己家族，進入她丈夫的家族，脫離其自己諸神之保護，而走入她丈夫諸神的保護下，因之，成為她丈夫的屬從，正如以前為她父親的屬從一樣。按照羅馬法，奴隸從主人手中得釋易，兒子從父親手中得釋難。奴隸獲釋，在早期即可，手續亦較簡便；兒子獲得自由，卻到很後期才得以實現，而且手續極為繁復。確實，主人賣奴隸，而買者若將之釋放，則此人即得自由，然父親賣兒子，買者若將其釋放，則兒子仍歸父親所有。因此，羅馬人的為夫為父之權實已成為對財產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