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民國（第3/9頁）

白話文運動之深刻、廣泛、久遠的社會進步推動作用，亦其功大焉地影響了中國的近當代教育方向——當時持教育救國思想的人們，借力於白話文運動，使他們的實踐在中國大地上四處開花結果。首先，以白話文編輯的課本，使從小學到高中的學子，接受起各科知識來印象明晰。特別是物理、化學、生物等課，是無法以文言編得概念昭然、易教宜學的。即使語文一科，白話文的教與學，也為孩子們呈現了一片漢文字魅力依舊的新天地。那時有幸入學的孩子，不僅可以領略白話文課本與文言課本迥然不同的新內容，接受課本所傳播的新思想、新道德與情操的熏陶，還有白話詩文可欣賞，白話歌曲可共唱。課文不必再要搖頭晃腦前仰後合地背了——從前某些不敬業的先生，只管督促著背，字性詞義往往是懶得講的，理由曰背得滾瓜爛熟了，年齡大了幾歲，查查字典，自己就懂了。

有一例可證明此非編派——1952年，湖南大學評最高等級教授，資深教授楊樹達與另外兩位教授榮登其榜；楊樹達甚覺羞辱，議二者之一曰：“他連《中蘇條約》極淺之文字都理解不透，何以竟與予同級？”

1926年蔣介石在北伐誓師大會上宣讀的誓師詞，因求格式之工，每句四字，反而使豪情受拘。

誓師詞曰：“國民痛苦，水深火熱；土匪軍閥，為虎作倀；帝國主義，以梟以張……吊民伐罪，遷厥兇酋……實行主義，犧牲個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1937年，其動員抗日之演講，則又是一番意志的體現：“我們已快要臨到這人世悲慘之境地，在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因為做到了想怎麽說就怎麽說，可謂直抒胸臆，其演講反而句句鏗鏘，擲地有聲。少了陳詞，多了真摯。

從1926年到1937年，蔣介石在漢文字的應用方面也與時俱進矣。

總而言之，白話文之教與學，使中國的公學與私學教育，一並呈現前所未有之朝氣，如霞光初燦。

第二，談教育，繞不過蔡元培。

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拒不執行袁世凱要求從小學到中學高中大學皆須置孔子像，納“四書五經”內容為教材的指示，宣傳應以美育阻止所謂“儒教”的推行。被免職後，便繼續辦私學，並著書闡述自己的教育主張。

若言蔡元培是中國近代“新式教育”的總設計師，大約歧議有也不多吧？而他任北大校長後，因北大之教育一向處於風口浪尖，其作用或可形容為北大之“偉大的纖夫”。

他關於“超軼乎政治之教育”“技能教育”“公民道德教育”“身體素質教育”“美感教育”“普及教育”等現代教育的基本思想，不但在當時深受中國教育界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乃至今天，“德智體美”全面發展，也仍是教育要求，並仍符合世界進步教育的理念。

為倡導公民道德教育，他還親著了《中國人的修養》一書——即使當時，被公議配寫那種書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寥寥無幾。

“世界上的大學校長，在某學科的建設卓有貢獻的不乏其人，而能領導一所大學對全民族全社會的進步產生巨大影響的，迄今為止，除了蔡元培再無第二人。”

杜威當時對他的評價，可謂客觀準確。

其可貴處還在於，身為國民黨元老，卻堅決禁止本黨分子發展黨員的行徑活動於北大。不論教師學生，皆不網開一面。而對於學生中的涉共活動，雖心有不悅，然學生一旦因而被捕，卻又積極營救。

一方面，當學生罷課分明將有大的政治舉動時，他勸止無效，竟聲色懼厲曰：“我要與你們決鬥！”

另一方面，當學生果而入獄，卻多方奔走，積極串聯對當局的抗議。一俟營救成功，且自掏腰包，向學生供餐壓驚。

其不但稱得上是中國當時的教育之父、北大之父，亦可稱為北大當時學子之父也。

關於蔡元培對中國近現代教育的貢獻，各種評價都不言過其實。卻有以下兩件事，值得贅議。

其一，反對確立什麽孔教以及禁止在校園促推孔子崇拜，無疑符合教育總長正當職責；但“四書五經”，畢竟屬於學生亦應有所了解的傳統文化知識，也嚴禁講學，不似其兼容並包的襟懷。

竊以為，其意氣用事，或許主要緣於對袁世凱的反感吧？袁氏乃火中取栗，竊國民革命成果者，作為身心投入地參加國民革命的同盟會元老，對袁氏的蔑視當屬情理中事。而袁氏一死，他任北大校長不久，便誠聘辜銘鴻、劉師培、黃侃、陳漢章、梁漱溟等以尊孔為己任的“舊派”人物入北大任教，講授國學——這便又自行地矯了“過正”之“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