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民國（第2/9頁）

在七十大壽慶典前夕，下旨開赦“戊戌”事件在押犯，亦算明智；“唯康梁孫文三逆不赦”，實乃清醒、昏翳、任性與無奈交織的糾結心態。

清醒也罷，昏翳也罷，任性與無奈的糾結也罷，究其根由，緣自“一姓之尊榮”與“兆民之好惡”的關系在她那兒難以擺正。

她對“一姓之尊榮”負有“天定”使命，若“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則必覺“負九罪於列祖列宗”，而這對於她是比一再“貽羞萬古”更死有余辜，愧對天地的事。

一個女人，不得不與歷史潮勢對抗，想來談何容易，亦可憐也。

而隆裕太後又為什麽似乎“深明大義”了呢？

皇子尚未成人，眾臣抱臂旁觀，派兵無兵，點將無將，孤兒寡母，不遜位又待怎麽著呢？

“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這絕對是想開了看透了的心態。

卻未免太遲了。

但——若中國在最佳時機便實行了“君主立憲”，比如在乾隆年間吧，其後所歷肯定會是康莊大道嗎？絕不會又退回到戰國時期或“五代十國”之戰亂難息的局面嗎？

民國後的中國實況，恐怕會使誰都不敢給出肯定不會的答案。

或許只能說，歷史的發展，有自身的時刻表。哪一時期或進或退，或退一步並兩步，或小步退大步進，亦有自身因循之“道”律。

從1912年至1937年抗日戰爭在中國境內全面爆發，其間不過短短二十五年。

該二十五年中，中國之況悲欣交集，劫幸重疊，似乎道不盡說不完，似乎常道常新，常新常異——然竊以為，下面幾方面事，不論何時，都必將能以正能量擔得起“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歷史定論。

第一，文字應用功能的改良。

這當然要歸功於胡適與陳獨秀。胡適首開風氣，獨秀保駕護航。二人的關系，好比孫文與黃興——“三民主義”革命之初，二者不可或缺。而“文學改良”運動之初，胡、陳實為一人的兩種表情——“胡表情”的善意溫和，有利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陳面目”的凜凜正氣怒目如炬，每令攻訐者有所顧忌。

“文學改良”之“文學”，遠非小說詩歌之狹義，實際上使漢文字的功能與社會發展進步的關系突變，產生了也可以說是三千年未有的飛躍。

它使漢字在識聽讀（包括說）寫四個基本方面，能較容易地普及底層民眾——文言文時期，不識字的底層民眾的文化悲哀在於，連掌控他們命運的官員及文人們的話語也聽不明白。若兩個官員當著一個底層人的面以文言合計是否要結果後者性命，後者完全可能像聽外國語一樣不知所雲。而一個底層人即使穿上華裳麗服，只要一開口說話，立刻會暴露了沒文化的短板。至於官方公文、布告，即使有人讀給底層人聽，倘無人講解，大多數底層人也只能明白個大概意思。

就說清朝那遜位詔書吧——因是向全國全世界發布的公告，考慮到最廣大的中國人能明白到什麽程度以及各國翻譯的效果怎樣，已是自行采取了最白話的表達，但“商輟於途”之“輟”、“海宇乂安”之“乂”、“郅治”、“懿歟”之類字詞，沒有文言基礎的人，不聽別人講解估計就不太明白了。尤其“拂兆民之好惡”一句，其“拂”雖用得妥帖，尊嚴有在，但“兆民”二字，委實含糊，絕不抵“四億多人民”之具體的數字概念更觸及人心。在此點上，文言的敘事弊端確乎在焉；每以形容代替數字的說服力——如“罄竹難書”“血可漂杵”“殺人如麻”“汗牛充棟”之類成語可見一斑。

而白話文運動，實際上首先是在提倡政府、官員、知識分子，當以說最廣大的民眾聽得懂的話為榮，而不是反過來以賣弄文字，使最廣大的民眾聽不懂為能事，揚揚自得。即使著文，也主張以前一種態度可取。果而如此，知識分子與最廣大之民眾的文化距離易縮短矣；知識分子團結最廣大之民眾推動社會進步非一廂情願矣；官僚階層世代憑借“先天”般文化優勢蔑視廣大民眾的統治“天理”，在文盲依然眾多的時期，亦可被“白話”潮流的進步之道所抗衡、對沖，發生最初的文化總格局的嬗變——“想怎麽說，便怎麽說”，“怎麽說話，就怎麽寫”——胡適之此言，含意深也。

它使漢字漫長的文言過程對文人士子造成的一種思維積習得以克服——那積習每體現於辭藻堆砌，用典成癖，非詩非詞非賦非聯，雖只不過是文章，亦求對仗，合轍押韻，字詞鮮見，顯示才學。其表意陳情，往往寓象高蹈，矯揉造作，華而不實，不接地氣。此類文章寫多了，久了，連人也華而不實了——白話文恰可醫此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