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民國（第4/9頁）

其二，蔡元培一生光明壘落，坦蕩無私，身後名清白無詬病，縱腹誹者亦不敢貿然成文字。迄今為止，僅留一個謎團，即——最後一次辭校長職的簡短聲明中，除言極疲憊，竟引一典是“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此典甚陌，知之者無多，坊間一時議論紛紛，不知“馬”喻何人，“道旁兒”輩又指誰等——此惑一朝有解，對於研究他當際心境，必大有幫助耳。

與大學教育景象相對應，陶行知盡畢生精力於鄉村小學教育的實踐，亦值得今人心懷大的敬意。其所面對之生源，絕非鄉紳富戶子弟，大抵清貧人家少年，甚至收納流浪兒童。這使他的辦學，具有了顯明的慈善色彩。

教育是強國的根本，小學是教育的基礎——他的教育理念，完全符合教育的體系規律，也是對梁啟超“少年強則國強”之思想的行動化。

在到處兵荒馬亂，農事難為，民不聊生的歲月，他的努力談何容易，每為經費所愁忉。盡管他和學生們開荒種地，自足菜薯，仍經常共同挨餓。好在學生雖然多為少年，但出身貧苦，對農事並不外行，能給予他堅守的欣慰。間或有捐助接濟，然非定項支持，時有時無。

較之於蔡元培任北大校長，陶行知的堅守可謂篳路藍縷，躬奮行之；然其屬於越挫越奮人也。比蔡元培省心的是，他的學生因年齡稍小，不會卷入學潮；不如蔡元培灑脫的是，孑民先生動輒辭職，十年間辭職七次之多，且次次是被恭請才歸的。陶行知是自己在辦學，若辭職，他的學生們也就不再是學生了，甚或又成了流浪兒。

故只有堅守。英年早逝，實因多年操勞所致。

陶行知——他可以說是一位被中國近現代鄉村民辦小學累死的人；一位甘願以一己之努力，為中國草根階級的孩子們在知識化的坎坷路上提燈照明的教育殉道者。

吾國吾民，實不應僅仰蔡元培，僅知梁啟超那句“少年強則國強”的名言，卻淡忘了陶行知其人。果而如此，負國義民義也。

黃炎培曾經蔡元培介紹加入過同盟會。蔡元培於清末辭官辦學時，黃炎培也曾求學其名下，故二人有師生誼，亦師亦友關系。黃炎培得以考中清朝最後一批舉人，顯然受益於恩師的國學功底。而他後來一度致力於興辦中等“技能學校”，也顯然是為了推行恩師“技能教育”的主張。

黃炎培運氣好於陶行知，他回家鄉辦學時，受到一位石匠出身的富戶的鼎力相助。對方的發達過程，類似現在農民出身的包工頭的發家史。黃一公布消息，對方立即奉上了九萬多銀圓，那在當時是一大筆錢。並且，對方還命自己的兒子成為“技能學校”的第一屆學生。自然，黃的兩個兒子，也為其父起帶頭作用。那由石匠而成了富人的人死前，將家產整合，除了留一小部分供後人度日，竟湊齊二十萬兩白銀捐給黃炎培，以作辦學固定基金——可謂厚資，保證了黃炎培的辦學事業較為順遂。

細析之，不論辦私學公學，辦學人的知識出身，實為要點之一，辦“新學”也不例外。甚或正因為辦“新學”，尤其重要。雖然“舊學”模式已江河日下，舊“學位”的含金量，還是被坊間民間所極看重的。進士出身的前清翰林且任過教育總長的蔡元培為弟子黃炎培出任校董，且黃本人亦是往後不可再生的舉人，這些非同一般的前提，不是任何辦私學的人所能相提並論的。

蔡元培之於黃炎培，恩師之扶持影響力的確在焉。

與資助黃炎培辦學的“義石匠”相比，南洋華商富賈陳嘉庚對家鄉教育事業的慷慨資助，使他成為當之無愧的愛國華僑楷模與領袖。1913年1月，清廷遜位的第二年，他便全資在家鄉辦起了小學。之後，接連辦成了幼稚園、中學、師範、水產及航海專科學校，並為各學校設立了圖書館、科學館、體育館、美術館、音樂館、禮堂、醫院、銀行等，形成了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院校村，也可以說是國內獨一無二的教育基地。

清廷最後一位學部侍郎嚴修及最後一位狀元張謇，在中國近現代教育事業進程中的作用，也都舉足輕重，南北互映，世人公認，史不能閹。眾所周知，張同時又是當時舉措風生水起的實業家，而嚴為南開大學創史人張伯苓的知遇貴人。借力於民族資本主義筍芽迅長，青竹勃生的優勢，中國近現代教育之圖景輪廓漸明。“一時多少豪傑”六字，用以形容彼時局面，不算枉論。“豪傑”者，不僅指達人名士，當然包括百千萬孜孜辦學的無名而有跡的人。若誰遍覓從前的縣志、鄉志，定可驚訝地發現，幾乎縣縣必有那樣的人，半數以上的鄉存在過他們辦的私學。許多人正是“新學”畢業的學子，辦學既是個人謀生方式，客觀上也繁榮了中國近現代教育。只要是一所有規模的學校，便有權自編教材，自立章程，自定檢驗教學質量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