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民國

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發布遜位詔書：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以外觀大局，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民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此日，即為中國之民國時期的元年端日。

該詔書詞語衷切、表意懇懇，文言白話搭配妥當、不卑不亢，可謂一篇公告式美文。

先是，袁氏已由資政選舉為總理大臣，由其協調各方勢力，亦順理成章。

當時之中國，又有哪幾方勢力呢？

其實，堅決要以軍事行動推翻滿清王朝的核心力量，無非以孫中山、黃興為一、二號領袖人物的革命黨同盟會。同盟會中的著名人物首推蔡元培、章太炎。閻錫山亦是堅定分子，曾倡議培訓一支“鐵血丈夫團”，深獲孫中山支持與信賴，並受孫之命潛回山西發展“同志”相機起義。同盟會已在南方各地起義數次，皆以失敗告終，犧牲慘重，如廣州七十二烈士，如浙江徐錫麟、秋瑾之英勇就義。故革命軍與清廷不共戴天，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武昌首義成功，各地義軍，紛紛響應。後初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而或能擔起保衛清廷重任的，唯袁世凱的北洋軍而已。其他封疆大吏，皆按兵不動，對清廷既不再效忠，也不雪上加霜。對“革命軍”既不相助，也不阻擋。坐山觀虎鬥，心機一樣，都企圖割據“自治”，無非都企圖像戰國時期那般自立為王。

袁世凱也並不真心保皇，不願在與革命軍的殊死較量中拼光了軍隊，因而喪失政治資本，自忖那樣的下場最為不好。故入朝稟報戰局時，當皇後問何以能使她及少皇溥儀生命無慮時，他毫不遲豫幹幹脆脆地回答：唯有退位。

有時人評論曰：革命軍之前仆後繼，不抵袁項城寥寥數語。

此評未免誇張——沒有革命軍之前仆後繼，袁項城又何出斯言？

但，袁的作用，確乎意味著逼宮迫退。雙方千萬軍士，當時可延一死也。客觀言之，此亦大德——盡管他有自己的算盤。流血的時代激變關頭，擁兵十幾萬者，站隊的抉擇，聯系著身家性命，不為自己考慮的人，畢竟是少數。

而那時的青年陳獨秀著文厲語曰：1912年前所生之國人當死！1912年後之國人初生！

他的話的意思是，每一個國人，都應自覺地在人的進步方面，與清王朝一刀兩斷。

往後的事，不必細述。知者已知，不知者不知也罷。

下邊所議，主要也是扼要地歸納文化思想力對那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影響作用。

梁啟超自言讀龔自珍詩文時，有“如受電擊”之感。而歷朝歷代之文官、文人士子中憂國憂民者，其振聾發聵之聲，輒幾能真被皇帝們鄭重對待過呢？所以他們詩文中的慷慨悲歌，往往也成為一個朝代行將滅亡的挽歌。大抵如此。區別僅僅在於——或者那挽歌“唱”得略早一些，或者邊“唱”邊見其大勢已去，瓦解在即，不可救藥了。

梁啟超追隨康有為疾呼改良迫在旦夕之時，大清運象更加衰朽，亡兆顯明矣。

然慈禧統治集團對此點是否也看得分明呢？

有時清醒，有時昏翳。

利用義和團要給西方列強顏色看看，這是昏翳之策；未達目的，反成屍怖京城的慘劇，於是宣戰，是昏翳的繼續。《宣戰詔書》曰：“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哀壯倒是哀壯，但問題是——若放手任光緒實行改良，局面也許不至那樣，或可為中華民族贏得緩吸定喘，再圖振興的時間。難怪當時的兩廣總督李鴻章發給盛宣懷、張之洞和劉坤一等重臣大吏的電報明確表示：“粵斷不奉，所謂亂命也。”

“一決雌雄”的結果自然是又一次“貽羞萬古”，也就不得不又一次發布“罪己詔”，其詔對列強的“寬大”感恩戴德：“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一句，尤見其昏。她似乎拿“人口紅利”當成取不盡用不完的金銀寶盆了，仿佛可自然補損。

但肯下“罪己詔”，此舉本身清醒也。

她恨議康有為：“他們要改良，為什麽不來找我？”——這話也有幾分清醒，起碼證明她自己也意識到了——不改良不行了。

接受建議，派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情況——不管幾分真心幾分假意，畢竟屬明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