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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種對峙雖然使國際關系更顯緊張，卻還不至於使全面歐戰勢所必然。因為法國和德國爭議的問題（即阿爾薩斯——洛林）與奧地利沒有什麽利害關系，而可能導致奧地利和俄國沖突的問題（也就是俄國在巴爾幹半島的影響力有多大），對德國來說並不重要。俾斯麥曾說：巴爾幹半島不值得犧牲一名波美拉尼亞榴彈兵。法國和奧匈之間沒有真正的爭執，俄國和德國之間也沒有。更有甚者，使德國和法國不和的問題雖然永遠存在，大多數法國人卻根本不認為那值得一戰，而導致奧匈帝國和俄國不和的問題雖然（如1914年所示）比較嚴重，卻只是間歇發生。結盟系統之所以轉化成定時炸彈，主要是由於下列三項發展：不斷改變的國際形勢因列強之間的新沖突和新野心而愈發不穩；聯合作戰的想法使集團對峙更顯強固，以及第五個強國英國的介入。（沒有人擔心意大利的背叛變節。說意大利是一個“強權”，只不過是國家間的客套話。）英國在1903—1907年，出乎眾人，甚至自己的意料，加入了反德陣營。若想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最好追溯英國和德國之間的這種敵對。

對於英國的敵人和盟邦來說，“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都是令人驚訝的。在過去，英國既沒有與普魯士摩擦的傳統，也沒有任何永久性沖突的理由，與現在稱為德意志帝國的普魯士也一樣。另一方面，自1688年起，在任何歐戰之中，英國幾乎都是與法國為敵。此時的情形雖然由於法國已不再能主宰歐洲大陸而有所不同，但兩國間的摩擦仍然不斷增加，主要是因為英法兩個帝國主義強國，經常得競相爭取同樣的地盤和勢力範圍。例如，它們因埃及而不睦。英法都垂涎埃及，但是英國占領了埃及，外加法國出資修建的蘇伊士運河。在1898年的法紹達（Fashoda）危機中，敵對的英法殖民軍隊在蘇丹的偏遠地區對壘，戰爭似乎會一觸即發。在瓜分非洲時，一方的獲利往往是建築在另一方的犧牲之上。至於俄國，在所謂“東方問題”的巴爾幹和地中海地帶，以及在介於印度和俄屬中、西亞之間有欠明確且爭執激烈的地區（阿富汗、伊朗以及通往波斯灣的區域），大英帝國與專制俄國向來是死敵。俄國人進入君士坦丁堡和向印度擴張的可能性，對於英國的歷屆外相而言，都是永遠揮之不去的噩夢。這兩個國家甚至在英國介入的唯一一場19世紀歐戰中交鋒（克裏米亞戰爭），遲至19世紀70年代，一場英俄戰爭的可能性仍然不低。

就英國外交政策的一貫模式來說，與德國作戰的可能性太遙遠，根本不必考慮。英國外交政策的主旨是維持均勢，而與任何歐洲大陸強國締結永久性聯盟的做法，似乎都與這項主旨不符。與法國聯盟基本上不大可能，而與俄國聯盟更是不可思議。可是，再難以置信的事終究也成為事實：英國同法國、俄國締結永久聯盟以對付德國。英國化解了與俄國之間的所有爭論，甚至真的同意讓俄國占領君士坦丁堡——這一提議隨1917年的俄國革命而消失。然而，這項驚人的轉型是如何又為何發生的呢？

它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傳統的國際外交遊戲，其參與者和規則都已改變。首先，它進行的地理範圍比以前大得多。以前的敵對和競爭（除了英國以外）大致限於歐洲和鄰近地區，現在已是全球化和帝國式的——美洲大部分地方不包括在內，華盛頓的門羅主義使美洲注定成為美利堅帝國擴張的場所。必須排解以免它們惡化為戰爭的國際糾紛，在19世紀80年代可能因西非和剛果而起，19世紀90年代晚期可能因中國而起，1906年和1911年因西北非和解體中的奧斯曼帝國而起，它們的機會比因任何非巴爾幹歐洲而起的可能性更大。再者，現在又加入了新的遊戲者。仍然避免歐洲牽累的美國，如今在太平洋上已是一個積極的擴張主義者；日本則是另一位玩家。事實上，1902年的英日同盟正是走向三國協約的第一步，因為這個新強國的存在（它不久就說明它事實上可在戰爭中打敗俄國），減輕了俄國對英國的威脅，從而加強了英國的地位，連帶促使俄英爭執的化解成為可能。

國際權力遊戲的全球化，自動改變了英國的處境。此前，它是唯一真正具有世界性政治目標的強國。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19世紀的大半時間裏，歐洲在英國外交算盤上的功能便是不要出聲，以便英國可以在全球進行經濟活動。這便是歐洲均勢和“不列顛和平”（Pax Britannica）的結合精義。“不列顛和平”是由唯一一支足以橫掃全球、控制世界各大洋各航線的海軍所擔保的。19世紀中葉，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所有海軍加起來還比不上英國一國。不過到了19世紀末，情況已經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