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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多可以說，在緩緩滑向戰爭深淵的某一點上，戰爭似乎已變得不可避免，以致有些政府決定選擇一個最佳或至少不是最不利的時刻率先發動戰爭。有人認為德國自1912年起便在找尋這一刻，事實上也不可能比這更早。1914年的最後危機，是由一件不相幹的暗殺所促成——一位奧地利大公在巴爾幹半島深處的一個偏遠城市薩拉熱窩被一名學生恐怖分子暗殺。在這個危機中，奧地利當然知道它對塞爾維亞的恐嚇，是冒了世界大戰的風險；決定支持其盟邦的德國，則使大戰的發生幾無轉圜余地。奧地利的陸軍部長在7月7日指出：“天平的傾斜對我們不利。”難道不該在它傾斜得更厲害之前動手嗎？德國人也是這麽想。只有在這個嚴格的意義上，“戰爭責任”的問題才略具意義。但是，正如這件事所顯示的，1914年夏天的危機和之前的無數次都不一樣，所有的強權都將和平一筆勾銷，甚至英國也不例外——德國人原本期望英國人會保持中立，以便增加它同時打敗法國和俄國的機會。［德國的戰略，即1905年的“施裏芬計劃”（Schlieffen Plan）預計先對法國發動猛烈一擊，再轉而對付俄國。前者意味著將入侵比利時，而這樣一來遂給了英國參戰的借口。］除非它們都相信和平已遭到了致命傷，否則即使到了1914年，仍然不會有任何列強願意向和平揮出致命一拳。

因此，挖掘第一次世界大戰根源的問題，並不等於找出“侵略者”的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根源於一種越來越惡化，而且逐漸超出各國政府控制能力的國際形勢。慢慢地，歐洲分成兩個對立的列強集團。這種和平時期的對立集團，是首次出現的新產物。其形成基本上是由於歐洲出現了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帝國，這個帝國是在1864—1871年間以外交和戰爭犧牲了別國的利益而建立（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四章）。它想要以和平的聯盟自保，對抗主要的輸家法國，而聯盟又適時造成反聯盟。聯盟本身雖然意味了戰爭的可能性，卻不必然導致戰爭，甚或更容易發生。事實上，德國首相俾斯麥雖然在1871年後的幾乎20年間，是多邊外交棋賽眾所公認的世界冠軍，他卻是專心致力於維持列強間的和平，並且十分成功。強權集團只有在聯盟的對立變成永久性時，尤其是在它們之間的爭執變得無法處理時，才會危及和平。這種情形將在下一個世紀發生。但關鍵是，為什麽發生？

在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國際緊張狀態（20世紀80年代，人們還在思考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之間，有一個重大差異。自1945年起，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敵對國家是美國與蘇聯一事，人們從不懷疑。但是對19世紀80年代的人們而言，1914年的陣容尚無法預測。當然，某些可能的同盟國家和敵對國家很容易看出來。單憑德國在1871年兼並了法國大片地方（阿爾薩斯——洛林）一事，便可知道德國和法國將互相為敵。德國和奧匈帝國聯盟的持久性也不難預測。俾斯麥在1866年後締結這一聯盟，因為新德意志帝國內部的政治均衡，必須仰仗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存在。俾斯麥看得非常清楚，一旦哈布斯堡王朝崩解為各個民族碎塊，不但會導致中歐和東歐國家制度的瓦解，也將毀滅由普魯士主宰的“小日耳曼”的基礎（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一章第2節）。1871—1914年間最持久的外交組織，便是成立於1882年的“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事實上它是德奧同盟，因為作為第三國的意大利不久便告脫離，最後還在1915年加入了反德陣營。

再者，因其多民族問題而卷進巴爾幹諸國動亂，而在1878年占領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Bosnia-Hercegovina）後又牽涉更深的奧地利，顯然在那個地區與俄國敵對。［南方的斯拉夫民族，部分是在奧匈帝國奧地利那一半的統治之下（斯洛文尼亞人，住在達爾馬提亞的克羅地亞人），部分是在奧匈帝國匈牙利那一半轄下（克羅地亞人、部分塞爾維亞人），部分是屬於帝國共同管轄權之下（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其余是小型獨立王國（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小公國門的內哥羅），或在土耳其統治下（馬其頓）。］雖然俾斯麥盡可能與俄國維持親密關系，但是可以預見，德國遲早會被迫在維也納和聖彼得堡之間做一選擇，而且它只能選擇維也納。再者，一旦德國放棄俄國，如19世紀80年代晚期的情形，俄國便會順理成章地靠向法國，而1891年也果真發生了。甚至在19世紀80年代，恩格斯就已預料到這樣的聯盟，而它當然是沖著德國來的。因此，到了19世紀90年代早期，兩個強權集團已在歐洲形成了對峙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