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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年8月迄今，大家從未停止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所用掉的墨水、所消耗的紙張、所犧牲的樹木以及忙碌的打字機，比回答歷史上任何其他問題都多，甚至比有關法國大革命的討論更多。隨著時間流轉，隨著國內和國際政治轉型，這樣的討論也一次又一次重新掀起。在歐洲剛陷入這場大災禍之初，好戰者便開始自問，為什麽國際外交未能阻止戰禍發生，並且相互指控，認為對方應為戰爭負責。反戰者也立刻展開他們自己的分析。公布了帝俄秘密文件的1917年俄國革命，指控帝國主義應為戰爭負責。戰勝的協約國以“德國應負起全部戰爭責任”作為1919年凡爾賽和會的基調，並且推出汗牛充棟的文件和歷史著作來討論這一主題，然而卻是相反的看法居多。第二次世界大戰自然使這種討論再度復活。而若幹年後，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左派歷史學急切地想要以強調他們自己對於德國責任的看法，以求與保守和納粹德國的愛國主義正統學說分道揚鑣時，這種討論又死灰復燃。關於危害世界和平的各種爭議，自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以來便從未停止過，而且無可避免地想在過去各次世界大戰的淵源與當前國際的展望之間，尋找可能的相似之處。雖然宣傳家喜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慕尼黑）的情形做比較，歷史學家卻越來越為20世紀80年代和20世紀最初10年的相似之處感到不安。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淵源再一次成為亟待解決且切中時宜的問題。於是，任何想要解釋（歷史學家在這個時期也非解釋不可）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何爆發的歷史學家，都陷身於深廣澎湃的海域。

不過，我們至少可以刪去歷史學家不必回答的問題，而讓其工作簡化一點兒。其中最主要的是“戰罪”問題。這是屬於道德和政治判斷的範圍，與歷史學家關系不大。如果我們的興趣在於為什麽歐洲長達一世紀的和平會變成世界大戰的時代，那麽“是誰之過”這個問題便無關緊要。就好像對於研究為什麽斯堪的納維亞戰士會在10和11世紀征服歐洲無數地區的歷史學家來說，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在法律上站不站得住腳，也是無關緊要的問題一樣。

當然，我們往往能將戰爭的責任歸咎於某些方面。很少有人會否認20世紀30年代德國的姿態基本上是侵略和擴張主義的，而其敵方的姿態基本上是防禦性的。也沒有人會否認，本書所述時期的帝國擴張戰爭，如1898年的美西戰爭和1899—1902年的南非戰爭，是由美國和英國挑起的，而非由其受害者引發。無論如何，每個人都知道，19世紀的各國政府不管如何注意其公共關系，都將戰爭視為國際政治正常的偶發事件，而且都相當誠實地承認他們很可能會率先采取軍事行動。作戰部尚未被普遍委婉地稱為國防部。

然而，可以絕對確定的是，1914年以前，沒有任何一個強國的政府想打一場全面的歐洲戰爭。而且和19世紀50年代與60年代不一樣，它們甚至不想與另一個歐洲強國爆發有限的軍事沖突。足以說明這個情形的事實是：在與列強的政治野心直接抵觸的地方，即在殖民地的征服與瓜分之中，它們的無數沖突往往以某種和平安排來化解，甚至最嚴重的摩洛哥危機（1906年及1911年）也都解除了。到了1914年前夕，殖民地沖突似乎已不再為互相競爭的列強帶來不可解決的問題。這個事實甚至被誤用來證明：帝國主義的敵對競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無關。

當然，列強絕不是愛好和平的，更談不上反戰。即使是在它們的外交部竭力想避免一場公認的災難時，它們還是不曾放棄打一場歐洲戰爭的準備，只是有些人看不出來罷了。［雷德爾海軍上將（Admiral Raeder）甚至宣稱：1914年時，德國的海軍參謀部並沒有對英國作戰的計劃。[13] ］20世紀的最初10年，確實沒有一個政府想要追求唯有訴諸戰爭或不斷的戰爭威脅才能達成的目的——如希特勒在20世紀30年代所追求的。當法國的盟國俄國先因戰爭、繼以失敗和革命而無法動彈之際，德國的參謀長曾提出乘機進攻法國的主張，但未獲批準。德國只是在1904—1905年，利用法國暫時孤立無援的黃金機會，對摩洛哥提出帝國主義的要求。這是一個可以處理的問題，沒有人想為此挑起一場大戰，實際上也不曾。沒有任何一個列強政府想打一場大戰，不論它多麽有野心、多麽輕舉妄動和不負責任。當老皇帝約瑟夫在1914年向他注定毀滅的臣民宣布戰爭爆發的消息時，他曾說道：“我並不希望這件事發生。”盡管戰火是其政府挑起的，但他這句話卻是發自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