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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年8月起，歐洲人的生活便受到戰爭的包圍、充塞和縈繞。在本書寫作之際，歐洲大陸絕大多數70歲以上的人，在其一生中都至少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除了瑞典人、瑞士人、南部愛爾蘭人和葡萄牙人以外，所有50歲以上的歐洲人，都曾至少經歷過一次世界大戰。即使是那些在1945年後出生的人，即在歐洲境內戰火不再交織以後出生的人，也幾乎未見過哪一年是全球太平無事的。而且，他們永遠都生活在第三次世界核戰爭的陰影裏。幾乎所有政府都告訴其人民，核戰爭之所以能制止，只是因為國際軍備競賽已經造成戰爭一起大家便同歸於盡的態勢。即使已經在很長一段時期裏避開了全球性的災禍，幾乎就像歐洲列強在1871—1914年間躲過了大規模戰爭一樣，但我們怎麽能把這個時期稱為和平時期呢？因為，如偉大的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雲：

戰爭不只包括會戰或作戰行動，它還包括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中，雙方都明白表現出以會戰作為鬥爭手段的意念。[4]

誰能否認這正是1945年後的世界大勢呢？

1914年前的情形與此之同。在那個時候，和平是歐洲生活的正常和預期狀態。自1815年以後，還不曾發生過將全歐列強一道卷入的戰爭。自1871年以後，更不曾有任何一個歐洲強權命令其軍隊向另一個歐洲強權開火。列強在弱國中尋找它們欺侮的對象，也在非歐洲世界物色它們下手的對象。不過它們有時錯估了對手的抵抗力：布爾人給英國人帶來的麻煩遠超出預期，而日本人則在1904—1905年輕輕松松地打敗俄國，並使自己成為強權。在離歐洲最近的領土最大的潛在受害者——長期以來已陷於分崩離析的奧斯曼帝國——境內，戰爭的可能性的確永遠存在，因為其附屬諸民族皆想要爭取獨立和擴大地盤，於是彼此爭戰不休，並將列強卷入它們的沖突之中。巴爾幹一向以歐洲火藥庫著稱，事實上，1914年的全球性爆炸也是由此開始。但是“東方問題”是國際外交日程上非常熟悉的一項，雖然它百年來連續不斷地制造了許多國際危機乃至一場相當嚴重的國際戰爭（克裏米亞戰爭），但它卻從來不曾完全失控。不像1945年後的中東，對大多數未在那兒住過的歐洲人來說，巴爾幹半島是屬於冒險故事的領域，是德國兒童作家卡爾·梅這類作者的作品場景或輕歌劇的舞台。19世紀一般人對巴爾幹戰爭的印象，是蕭伯納《武器和人》（Arms and the Man ）中所描寫的樣子。這本書和其他類似的作品一樣，後來由維也納的一位作曲家於1908年改編為以音樂為主的電影——《巧克力士兵》（The Chocolate Soldier ）。

當然，當時有人已預見到一場歐洲大戰的可能性，而且，這種可能性不僅盤踞在各國政府及其參謀本部心頭，也盤踞在廣大公眾心頭。自19世紀70年代早期起，英法小說和未來學陸續推出一般而言並不切實際的未來戰爭描繪。19世紀80年代，恩格斯已著手分析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而哲學家尼采更以瘋狂但富預見性的口吻贊揚歐洲的逐步軍國主義化，並且預言未來的那場戰爭“將向野蠻人招手，甚至喚起我們的獸性”。[5] 19世紀90年代，戰爭的憂慮促成了多次“世界和平會議”［World（Universal）Peace Congress，第21屆“世界和平會議”原定1914年9月在維也納舉行］、諾貝爾和平獎以及最初的“海牙和平會議”（Hague Peace Conferences，1898年）。出席這些國際會議的，是大致抱著懷疑態度的各國政府代表。這些只是最初的集會，自從各國政府在會議中對於和平理想提出堅定但理論性的承諾之後，類似的集會便不斷開下去。20世紀的最初10年，戰爭顯然是快要發生了。到了20世紀的最初20年，它的逼近已是眾人心知肚明的。

可是，大家並未真正預期到它的爆發。甚至是在1914年7月國際危機最緊急的時刻，采取毀滅性步驟的政治家也不曾認識到他們正在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和過去一樣，他們當然能想出一個解決辦法。而反戰者也無法相信他們長久以來預言的災禍，現在真的降臨了。甚至到了7月底，奧地利已向塞爾維亞宣戰之後，國際社會主義領袖聚集一堂，他們雖然深深感到困擾，但仍然相信一場全面戰爭是不可能爆發的，和平解決危機的辦法總會找到。7月29日，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領袖阿德勒說：“我個人並不相信會發生全面戰爭。”[6] 甚至那些按下毀滅電鈕的人，他們之所以這樣做，不是因為想打仗，而是因為阻止不了這場戰爭。比方說，德皇威廉直到最後一刻還在詢問他的將軍們：這場戰爭究竟能不能不同時攻打俄國和法國，而僅局限在東歐？將軍們的答案是：很不幸，這是辦不到的。那些親手構築戰爭工廠的人，以一種目瞪口呆無法置信的神情，注視著戰爭巨輪的轉動。1914年以後出世的人們，很難想象那種認為世界大戰不可能“真正”爆發的想法，是如何根植於大災難之前的生活結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