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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對大多數西方國家，以及對1871—1914年的大部分時間來說，歐洲戰爭只是一種歷史回憶或關於某個不確定未來的空談。在這一時期，軍隊在西方社會的主要功能是非戰鬥性的。除了英國和美國之外，所有的重要強國當時都實行征兵制，不過並非所有的年輕人都被征召。隨著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興起，將軍和政客們對於帶有革命傾向的無產階級加入軍隊，深感不安，事後證明這種不安是多慮了。對於一般征召入伍的士兵而言，他們所感受到的似乎是軍隊生活的勞苦而非光榮。入伍成為一個男孩的成年儀式，之後將有兩三年的辛苦操練和勞役。軍裝對女孩子具有莫名的吸引力，勉強使服役的苦日子容易忍受一點兒。對於職業軍人來說，軍旅是一種職業。對於軍官來說，它是成人玩兒的兒童遊戲，是他們較平民優越的象征以及陽剛和社會地位的象征。對於將軍們來說，如同歷史上的慣例，它是政治陰謀和事業猜忌的場所——在軍事領袖的回憶錄中充斥著這類記載。

對於政府和統治階級來說，軍隊不僅是攘外安內的武力，也是取得公民效忠乃至積極熱忱的辦法，因為有些公民會對群眾運動產生令人困擾的同情，而這樣的運動又會逐漸損毀社會和政治秩序。和小學一樣，兵役或許是政府手上最有力的辦法，可借以灌輸正當的公民行為，至少可將村落居民轉化為國家（愛國）公民。通過學校和兵役，意大利人就算還不會說標準國語，至少也聽得懂。而軍隊也將意大利面這種原本屬於貧窮的南方地區的食物，轉化成全意大利的習慣。對非戰鬥性的公民而言，多彩多姿的街頭軍事表演——遊行、儀式、旗幟和音樂——也為他們增添了不少娛樂、靈感和愛國心。對於1871—1914年間歐洲非軍事性的居民來說，軍隊最令人熟悉而且無所不在的那一面，或許當推軍樂隊。公共場合和公園若少了它們，簡直不可想象。

自然，士兵偶爾也會執行他們的首要任務。當社會面臨危機之際，他們可能被動員來鎮壓騷動和抗議。各國政府，尤其是那些必須擔憂輿論和其選民的政府，通常會小心防範軍隊射殺民眾的可能性。士兵對平民開火的政治後果往往很壞，而士兵拒絕對平民開火的政治後果甚至更危險，如1917年的彼得格勒（Petrograd）事件。不過在這段時期，軍隊還是經常被動員，在其鎮壓之下的國內受害者人數已多到無法忽略，即使是在一般認為並未瀕臨革命的中歐和西歐國家——如比利時和荷蘭——也不例外。在像意大利這樣的國家，死於軍隊鎮壓的人數自然非常可觀。

對於軍隊來說，鎮壓國內平民是一項安全的任務，但是偶爾爆發的戰爭，尤其是殖民地的戰爭卻比較危險。不過，這裏所謂的冒險是醫學上而非軍事上的。1898年為美西戰爭動員的27.4萬名美軍中，陣亡的只有379人，受傷的只有1 600人，但是死於熱帶疾病的卻不下於5 000人。無怪乎各國政府竭力支持醫學研究。在這個時期，醫學終於可以相當程度地控制黃熱病、瘧疾，以及當時仍被稱為“白種人墳墓”區的其他禍患。1871—1908年間，法國每年平均在殖民地的開拓中喪失8名軍官，包括其中唯一可能導致嚴重傷亡的越南，在這37年總數約300名的陣亡軍官中，有半數死於該地。[7] 我們不應低估這些戰役的嚴重性，特別是因為受害者的損失慘重得不成比例。即使對侵略國家來說，這類戰爭也絕不是乘興出遊。1899—1902年間，英國共派遣15萬士兵前往南非，陣亡和受傷致死者共2.9萬人，死於疾病的有1.6萬人，而花費則高達2.2億英鎊。這樣的代價當然不可忽略。不過，在西方國家，士兵的職務危機大致比不上某些平民工人，尤其是運輸工人（特別是海運）和礦工。在這段歌舞升平歲月的最後三年間，英國每年平均有1 430名煤礦工人喪生，16.5萬名（勞動力的10%以上）受傷。而英國的煤礦意外事故發生率，雖較比利時和奧地利為高，卻比法國低一點兒，比德國低30%，而只有美國的1/3強。[8] 冒著最大的生命和肢體風險的並非軍人這一行。

因此，如果不計英國的南非戰爭，我們可說強國的士兵和水手，其生涯是相當平靜的。不過帝俄和日本軍隊的情形例外。帝俄在19世紀70年代與土耳其纏鬥，1904—1905年間又與日本打了一場慘烈戰爭。日本人則在對中國和俄國的戰爭中獲勝。這樣的生涯，仍可在好兵帥克［Schwejk，1911年哈謝克（Jaroslav Hašek）杜撰的人物］完全沒有戰鬥的回憶和奇事中看出。帥克是奧地利皇家軍隊著名的第九十一團前士兵。參謀本部自然是盡責備戰。他們大多數也照例根據上一次重大戰事的經驗或回憶來進行戰備改良。身為最偉大的海軍強國，英國人自然對陸上戰爭只做有限準備。不過，在1914年之前幾年與法國同盟者安排合作事宜的將軍們，越來越明白未來戰爭對他們的要求會多得多。但是就整體而言，預言戰爭將因軍事技術進展而發生可怕轉型的人，是平民而非士兵。將軍們，甚至某些在技術方面比較開明的海軍將官們，對於這些進展的了解也相當遲緩。資深的業余軍事家恩格斯常常提醒大家注意他們的遲鈍。但是1898年在聖彼得堡發表厚達六冊的《未來戰爭的技術、經濟和政治諸種方面》（Techn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Coming War ）的，卻是猶太人資本家伊凡·布魯赫（Ivan Bloch）。在這部預言性的著作中，他預測到壕塹戰的軍事僵局將導致長久沖突，而這種沖突必須付出的經濟和人力代價，將使交戰國陷入耗竭或社會革命。這本書迅速被翻譯成數種語言，但是對軍事計劃卻沒有任何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