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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隨著全球性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的興起，這種國際遊戲所下的賭注也與以前大不相同。這並不表示，用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的名言來說，此後戰爭只是以其他方式所做的經濟競爭。這個看法是當時歷史決定論者感興趣的，因為他們看到許多由機關槍和炮艦所造成的經濟擴張實例。不過，這是過分簡化的說法。即使說資本主義發展和帝國主義必須對失控的世界性沖突負責，我們也不能據此斷言資本家本身是有意識的好戰者。對於商業出版物、商人的私人通信和業務通信，以及銀行業、商業和工業代言人所發表的公開宣言的研究顯示：大多數商人都認為國際和平對他們有利。事實上，只有當戰爭不會幹擾到日常生活時，它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年輕的經濟學家凱恩斯（當時尚不是經濟學的激進改革者）之所以反對戰爭，不僅是因為它將造成許多朋友喪生，也因為如此一來，人們便無法依循根據日常生活慣例而制定的經濟政策。自然，當時也有一些好鬥的經濟擴張主義者，但是，自由派新聞記者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卻幾乎確切表達了商業人士的一般意見：認為戰爭有利於資本，是一種“大錯覺”。1912年，他曾以此為名寫了一本書。

由於國際和平是資本家——甚至可能是除了軍火制造商以外的實業家——繁榮擴張的必要條件，而自由主義的國際商務和金融交易也有賴於此，商人怎麽可能希望打擾國際和平？顯然，從國際競爭中獲益的人沒有抱怨的理由。正如今日滲透世界市場的自由貿易對日本沒有什麽不好一樣，德國工業在1914年前對它也很滿意。那些遭受損失的人自然會要求他們的政府施行經濟保護政策，不過這絕不等於呼籲戰爭。再說，英國這個最大的潛在的輸家甚至抗拒這些要求。雖然英國自19世紀90年代起的確有點兒畏懼叫陣式的德國競爭，以及德國和美國資金的流入英國國內市場，但英國商人仍然壓倒性地支持和平。至於英美關系，我們還可進一步討論。假設單是經濟競爭便可促成戰爭，那麽英美的競爭與敵對理應構成軍事沖突的準備條件——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仍然如此認為。然而，正是在20世紀最初10年，英國總參謀部已不再為英美戰爭預做任何防範性措施。自此以後，英美沖突的可能性已完全被排除。

可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可避免地將世界朝國際競爭、帝國主義擴張、沖突和戰爭的方向推進。1870年以後，如歷史學家所指出：

由壟斷到競爭的改變，或許是決定歐洲工商企業的最重要因素。經濟增長也就是經濟鬥爭，這種鬥爭將強者和弱者分開，打消某些人的志氣而使另一些人堅強，犧牲古老的國家而鼓勵新興、饑餓的國家。原本深信未來將不斷進步的樂觀心理，已被不確定的劇痛感——最猛烈的劇痛之感——所取代。凡此種種都強化了競爭，也為日益尖銳的競爭所加強，這兩種形式的競爭已經合一。[14]

顯然，經濟的宇宙已不像19世紀中葉那樣，是一個環繞著英國這顆恒星運行的太陽系。如果全球金融和商業的交易仍舊（而且事實上越來越）通過倫敦進行，英國卻顯然不再是“世界工廠”，也不再是其主要的進口市場。相反，它的相對式微已經很明顯。好幾個相互競爭的國家工業經濟彼此對峙。在這種情形下，經濟競爭與各國政治乃至軍事行動，已經緊密交織，無法分割。大蕭條時期保護主義的復興，是這一合並的第一個後果。從資本的觀點看來，政治支持對於抵擋外國侵略可能是必要的，而在國家工業經濟互相競爭的地方，或許也不可或缺。從國家的觀點來說，自此以後，經濟既是國際勢力的基礎，也是其準繩。在這個階段，一個“政治強權”若不同時身兼“經濟強國”，是不可思議的。這種轉變可以由美國的興起和帝俄的相對削弱得到說明。

相反，經濟勢力的轉移以及隨之改變的政治和軍事均衡，難道不會引起國際舞台上的角色重新分配嗎？顯然，一般德國人是這麽認為的。德國令人驚愕的工業增長，賦予它強大的國際分量，這是當年普魯士所比不上的。在19世紀90年代的日耳曼民族主義者之間，舊日針對法國的愛國歌曲《萊茵河上的警戒》，迅速為《德國至上》的全球性野心所駕淩。《德國至上》事實上已成為德國的國歌，不過尚未正式化。

經濟和政治——軍事勢力的認同之所以如此危險，不僅是因為敵對國家在世界各地競逐市場和原料，也因為列強對近東和中東這類經濟戰略要地的控制權，往往是重疊的。石油外交早在1914年前便已是中東政局的一大關鍵要素，勝利屬於英國、法國、西方（尚不包括美國）石油公司和一位亞美尼亞代理商卡洛斯特·古本江（Calouste Gulbenkian），他可賺取5%的傭金。相反，德國對奧斯曼帝國的經濟和戰略滲透，不但使英國人發愁，也促成土耳其在戰爭中加入德國一方。但是，當時局勢的新奇之處在於：借助經濟和政治的結合，即使是將那些有爭議的地區和平劃分為若幹“勢力範圍”，也無法平息國際上的敵對競爭。1871—1889年間，俾斯麥曾以無與倫比的技巧處理這種敵對競爭。如俾氏所深知的，控制它的關鍵在於刻意限制目標。只要各國政府能夠精確說明其外交目的——例如邊界移動、王朝婚姻、從他國獲得的“補償”——便可能通過評估和安排來解決。當然，如俾斯麥本人在1862—1871年間證明的，兩者都不排除可控制的軍事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