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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農村的動蕩狀態在農奴解放以後已平息了好幾十年，可是沙皇政府卻明白地看出：社會和政治的動蕩狀態不但方興未艾，而且甚具危機性。如1881年後一波波對猶太人的屠殺所顯示的，專制政府不但不曾阻撓，有時反而鼓勵大眾反猶，而民眾對反猶運動也給予了大力支持，只是俄國中部和東北部的大俄羅斯人不如猶太人集中的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地區居民那麽熱衷。日漸遭受虐待、歧視的猶太人，越來越為革命運動所吸引。另一方面，了解到社會主義潛在危險的俄國政權，遂開始玩弄勞工立法，甚至在20世紀最初10年早期，在警察的保護下，組織過短暫的反貿易工會，而這些組織日後有效地發展成真正的工會。實際上，1905年革命的導火線，正是因為工會的示威群眾遭到屠殺。總之，自1900年起，俄國的局勢已經非常明顯：社會動蕩正在迅速上升。長久以來半隱半露的農民騷動，在1902年左右紛紛爆發。同時，工人也在頓河邊的羅斯托夫（Rostov-on-Don）、敖德薩（Odessa）和巴庫（Baku）發動幾近全面的罷工（1902—1903年）。

不穩定的政權最好避免危險的外交政策，可是俄國的專制政府卻一頭栽了進去。作為一個強權（不論它是如何懦弱），它堅持在帝國主義的征服中發揮它自認為應當發揮的作用。它選定的地盤是遠東，橫越西伯利亞的鐵路便是為了滲透遠東而修築的。在此，俄國的擴張遇上了日本的擴張，兩者都以中國的權益作為犧牲。除了中國這個無可奈何被迫與日本交戰的倒黴大國之外，俄羅斯帝國是20世紀第一個低估日本的國家。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雖然有8.4萬名日人被殺，14.3萬名日人受傷，[14] 但對俄國而言，卻是一場迅速而屈辱的災禍，並且凸顯了俄國專制政府的軟弱。甚至自1900年開始組成政治反對勢力的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也大膽進行公開示威。沙皇意識到革命風潮日漸升高，就加速議和。可惜和約尚未締結，革命便於1905年1月正式爆發。

如列寧所言，1905年革命是一場“用無產階級的方法進行的資產階級革命”。說它用的是“無產階級的方法”或許過於簡單，雖說首先促使政府退卻，日後又再度施壓使政府在10月17日頒布類似憲法文件的，是首都的大規模工人罷工，以及帝國大多數工業城市的響應性罷工。再者，自動將自己組織成委員會（蘇維埃）的，無疑是擁有村莊經驗的工人。在這些蘇維埃中，10月13日成立的“聖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St Petersburg Soviet of Workers’Deputies），其作用不僅是一種工人會議，它還曾短期扮演首都最有效的實際權威。社會主義政黨很快便認識到這些會議的重要性，並且積極參與，如聖彼得堡年輕的托洛茨基（L. B. Trotsky，1879—1940）。（其他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大多處於流放之中，無法及時回到俄國采取積極行動。）工人的幹預雖然十分重要（他們集中在首都和其他政治敏感中心），可是，使專制政府不勝抵抗的，卻是在黑土（Black Earth）區、伏爾加河流域以及烏克蘭部分地方的大規模農民暴動以及軍隊的崩潰［此一崩潰因戰艦“波將金號”（Potemkin）的兵變而更為戲劇化］。弱小民族同時動員的革命抵抗，也具有同樣重大的意義。

當時人可以，而且也確實把這場革命視為“資產階級”革命。不僅中產階級壓倒性地贊成革命，學生（和1917年10月不一樣）也為它全面動員，而且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幾乎無異議地接受下列看法：如果革命成功，也只能建立一種西式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賦予人民言論、行動以及政治自由權，在這個制度中，馬克思階級鬥爭的最後階段還得延續下去。簡而言之，當時人一致認為由於俄國太過落後，因此無法把社會主義列入當前的革命日程表中。不論在經濟和社會上，俄國都還沒做好采用社會主義的準備。

這一點是大家都同意的，只有社會革命黨人例外，社會革命黨仍舊夢想著將農民公社轉化為社會主義單位，只是這個美夢已越來越難以實現。矛盾的是，這個夢想只在巴勒斯坦的屯墾區（kibbutzim）真正實現過。這樣的屯墾區是典型的帝俄農民產物，由信仰社會民族主義的都市猶太人在1905年後由俄國移植到聖地。

可是，列寧和帝俄當局一樣清楚地認識到：俄國自由主義或其他任何資產階級，在數量和政治上都太過微弱，不足以接管帝俄，正好像俄國的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也太過薄弱，不足以在沒有外國企業和政府的主動協助下完成俄國的現代化。即使是在革命的最高峰，官方也只做了有限的政治讓步。讓步的結果根本談不上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憲法，只不過是一個間接選出的杜馬（Duma，國會）。這個國會對於財務只有有限的權力，對於政府和憲法則一點兒權力也沒有。當1907年革命的動蕩狀態大致平息，而人為操縱的選舉仍然無法產生一個態度溫和的國會時，憲法的大半內容已遭廢除。俄國誠然沒有回復到專制政體，但實際上其帝制已經重建。